全媒体记者 郭中昱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老年人权益保护不仅是家庭的责任，更是法治社会的重要课题。近日，一起子女以“经济困难”拒付赡养费，法院判令按月支付并定期探望的案子，引起了社会特别是广大老年人的关注，记者为此专门邀请河南辽源律师事务所主任汪煜律师，就此案进行专业分析和点评。

基本案情：

71岁的孙某育有两子一女，丈夫早年去世，她靠打零工和亲友接济将三个孩子抚养成人。晚年孙某患风湿性关节炎、白内障等疾病，行动日益不便，仅靠每月不到200元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金度日，生活十分困难。三个子女中，大儿子常年在外地务工，对母亲不闻不问；二儿子以“自己也有两个孩子要养，老婆没工作”为由拒绝支付任何费用；小女儿虽时常探望，但经济能力有限，仅能偶尔买些米面油。

孙某多次要求三个子女分担赡养费用，均遭推脱。村委会和乡镇司法所多次组织调解，大儿子和二儿子均不到场，调解无果。孙某无奈之下将三名子女一并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每人每月支付赡养费800元，并定期探望。

法院审理：

法院一审认为，赡养父母是成年子女的法定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孙某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收入极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规定的“缺乏劳动能力”且“生活困难”的情形，三名子女均应承担赡养义务。

关于赡养费数额，法院综合考虑孙某的实际生活需要（包括基本饮食、日常用药、住房水电等）、当地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水平、三名子女的各自经济能力和家庭负担状况，酌情确定大儿子和二儿子每月各支付赡养费700元，小女儿每月支付赡养费400元。同时，判令三名子女每月至少探望孙某两次，遇传统节日应探望一次；大儿子如因客观情况无法亲自探望，应通过电话、视频等方式每周至少联系一次，并承担孙某因重大疾病产生的医保报销后自费部分的合理分摊责任。

大儿子以“经济困难、路途遥远”为由上诉，认为判决数额过高、探望要求不切实际。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赡养义务不因经济困难而当然免除，经济困难只能作为确定赡养费数额的考虑因素，不能作为拒不赡养的正当理由。一审法院已根据各方实际情况酌情降低了数额标准，并无不当。探望方式也充分考虑了异地务工的客观限制，具有可操作性。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律师点评：

河南辽源律师事务所主任汪煜律师认为，本案系典型的赡养费纠纷，核心法律问题在于：子女能否以经济困难、距离远等理由拒绝或降低赡养义务？精神赡养义务能否通过判决强制执行？

一、经济困难不是拒绝赡养的法定理由

汪煜律师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规定：“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赡养义务基于父母子女身份关系而产生，具有法定的、无条件的属性。子女自身的“经济困难”，只能在法院确定具体赡养费数额时作为酌情减轻的因素加以考量，而不能成为完全免除义务的借口。本案中，大儿子、二儿子均有劳动能力和相对稳定收入，法院根据其实际情况确定了不同数额，体现了“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合理分摊原则，也符合司法实践的一贯做法。

二、精神赡养是赡养义务的法定内容之一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明确将“精神慰藉”列为赡养义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不仅是给钱给物，更包括关心、探望、陪伴等精神层面的关怀。本案法院突破传统判决只涉及金钱给付的局限，明确判令子女定期探望、电话问候，是对精神赡养义务的司法确认和具体化。汪煜律师认为，虽然精神赡养的强制执行存在一定难度，但判决本身具有强烈的宣示和引导作用，同时为后续追究拒不履行行为的法律责任（如罚款、拘留）提供了依据。

三、赡养费数额的确定标准

汪煜律师认为，司法实践中，法院确定赡养费数额通常综合考量以下因素：一是被赡养人的实际需要，包括基本生活支出、医疗费用、护理需求等；二是当地的经济生活水平；三是赡养人的人数和经济承受能力；四是是否存在其他赡养义务人或社会救助渠道。本案中，法院在查明孙奶奶收入极低、疾病缠身的前提下，结合三名子女的不同能力，给出了梯度式的赡养费分担方案，既保护了老人的基本生存权益，也兼顾了赡养人的实际履行能力，具有合理性。

四、精神赡养“执行难”的社会破解之道

汪煜律师特别指出，尽管法院可以判决子女探望父母，但“常回家看看”难以强制执行。如何让精神赡养真正落到实处？一方面，需要加大对拒不履行赡养义务行为的信用惩戒和司法处罚力度，例如将有能力而拒不履行赡养义务的子女纳入失信名单、予以罚款或拘留，形成威慑；另一方面，更需要从源头上重建家庭伦理，倡导孝亲敬老的社会风气，鼓励子女在物质供养之外给予老人更多情感关怀。同时，社区、村居可以探索建立“亲情档案”“探视提醒”等柔性督促机制，政府应大力发展居家养老、社区日间照料等公共服务，用社会支持弥补家庭关怀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