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记者 任崇喜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些耳熟能详的诗句，就出自苏轼之手。

林语堂先生曾说：“苏轼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黎民百姓的好朋友，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地会心一笑。”

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诗歌题材广阔、清新豪健，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其词气势恢宏、激情磅礴，与辛弃疾同为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汗漫畅达、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其善书，为“宋四家”之一，“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其合处不减北海。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者自当推为第一人”；他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

视频：全媒体记者：李天 王冠 任崇喜

2000年，法国《世界报》评选千年英雄（公元1001~2000年），全球共有12人，苏东坡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 

“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苏轼一生坎坷跌宕，屡次被贬、颠沛流离。他从政40年，朝廷任职7年、地方做官33年，参政议政28年、被贬谪12年，最短的任期只有5天。 

他随缘自适，乐观旷达，永葆为政初心，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疏浚杭州西湖，消除密州蝗灾，徐州抗洪抢险……留下千古佳话。 

陆游这样称赞他：“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

一

公元1037年，苏轼出生于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 

其父苏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善与人交，急人患难，死则恤养其孤，乡人多德之”。其母程氏曾以东汉名士范滂的事迹勉励其砥砺名节，常常告诫苏轼说：“汝读书，勿效曹耦，止于以书自名而已”“汝果能死直道，吾无戚焉”。苏轼幼年就接受了良好的家教，“奋厉有当世志”。多年后，苏轼仍记得在故乡南轩读书时的情景：“夜梦嬉游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计功当毕春秋余，今乃粗及桓庄初。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我生纷纷婴百缘，气固多习独此偏。弃书事君四十年，仕不顾留书绕缠。” 

公元1056年，苏轼自四川眉山沿江东下，赴京城开封应试。与他同行的，有父亲苏洵、兄弟苏辙。 

关于这次考试，《宋稗类钞》有这样的记载：“二苏赴试，是时同召试者甚多。相国韩公偶与客言曰：‘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试何也？’于是不试而去者十八九。”考试的策论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策论获得欧阳修和梅尧臣的赏识。“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在欧阳修等人的一再鼓励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 

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两兄弟随父亲回乡奔丧。 

公元1059年农历十月，守丧期满。第二年农历二月，重返京城开封的苏轼任河南府福昌县（今河南宜阳）主簿，负责出纳官物、销注簿书。 

公元1061年，在欧阳修的推荐下，苏轼、苏辙参加名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制科考试。苏轼的对策被评为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今陕西宝鸡）府判官。在凤翔任上，苏轼除了“签署一局，兼掌五曹文书”外，还负责着“编木筏竹，东下河渭”供应皇家用木以及集运粮米、刍秣供给西部边防两大要务。他提出在黄河水暴涨的时候运送终南山的竹木前往京城，大大减少了服役者的赔偿几率。凤翔大旱，苏轼登上太白山祈雨，天降甘霖。苏轼疏浚东湖，种莲植柳，建亭修桥。 

凤翔是苏轼文学创作的一个新起点，《凤翔八观》《喜雨亭记》《凌虚台记》等130余篇诗文佳作都成于凤翔。这时的他意气风发，正如在《守岁》诗中所言：“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夸。” 

公元1065年，苏轼凤翔签判任满还朝，任判登闻鼓院，通过学士院考试，任直史馆。这一年，他的妻子王弗亡故。公元1066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扶柩回到眉山守丧。公元1068年，服丧期满后，苏轼返回京城。 

此时，震动朝野的“熙宁变法”开始。朝廷官员围绕变法形成支持和反对两派。苏轼的许多师友，欧阳修、文彦博、富弼、韩琦等老臣，因反对新法而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公元1069年，苏轼作《议学校贡举状》，反对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的措施。从公元1070年开始，他连续进呈《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与《拟进士对御试策》，表明了自己反对变法的政治立场，认为新法“求治太急，所言太广，进人太锐”。见自己的意见得不到采纳，苏轼请求出京任职，任杭州通判。 

在杭州3年，苏轼几乎走遍杭州府各个属县。苏轼不仅要处理城内公事，还经常视察水情和赈灾。“行歌野哭两堪悲，远火低星渐向微。病眼不眠非守岁，乡音无伴苦思归。重衾脚冷知霜重，新沐头轻感发稀。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是他在常州赈灾除夕之夜的情景。他看到盐法给百姓造成极大危害，写诗讽刺：“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韵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苏东坡还派人疏浚西湖六井，解决了杭州老百姓吃水、用水的问题。 

公元1074年秋，苏轼以太常博士、朝奉郎、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骑都尉，权知密州（今山东诸城）军州事。在从杭州赴任密州的路上，他激情满怀：“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 

苏轼到任时，恰值密州连年大旱、蝗灾泛滥，蝗虫“布阵横空如项羽”，民不聊生。“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何以累君子，十万贫与羸……”苏轼对灾民的痛苦感同身受。他直言上书皇帝、宰相，请求“特与量蠲秋税，或与倚阁青苗钱”。为尽快消除蝗灾，苏轼访问农夫野老，多措并举，动用官仓之米奖励捕蝗人，老百姓“荷锄散掘谁敢后，得米济饥还小补”。 

公元1075年，密州“蝗旱相仍，盗贼渐炽”。苏轼上书朝廷《论河北京东盗贼状》，认为“密州民俗武悍……加以比岁荐饥，椎剽之奸，殆无虚日”，建议治盗必先治本，应与治事、治吏相结合杜绝盗患。他公开悬赏缉盗，“明立购赏，随获随给……盗亦敛迹”。 

由于连年饥荒，百姓生活难以为继，不少贫困家庭把嗷嗷待哺的婴儿弃于道旁。他下令州府官员到野外去捡拾弃婴，自己也“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仅几天官府就收养近40名弃婴。 

苏轼为官清廉，与民同甘共苦。他在《后杞菊赋》里自述：“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 

他命人修葺城北旧台，并由苏辙题名“超然”。他登上超然台，写下《望江南·超然台作》：“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望，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在密州期间，他创作的大量诗词，如《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千古流传。

二

公元1077年，苏轼调任徐州知州。苏轼在《徐州上皇帝书》中说“徐州为南北之襟要，而京东诸郡安危所寄”，可谓踌躇满志。 

苏轼刚到徐州，黄淮地区连降暴雨，黄河决口，洪水汇聚在徐州城下，水漫城壁，情势危急。苏轼“以身帅之，与城存亡”，带头抗洪。他一方面加固徐州城墙，阻遏洪水灌城，另一方面带着士卒在徐州城东南角、向南山方向筑一高堤。经过45天的奋战，大水退去，徐州城转危为安。苏轼在徐州的主要功业还有“开发煤炭、劝勉农商、倡导文教、治盗安民”。 在徐州当知州的人很多，却只有苏轼被叫“苏徐州”，连秦观都赞叹道：“我独不愿万户侯，唯愿一识苏徐州。” 

当他离去时，徐州父老执缰不舍，哭求留任，簇拥送出数十里。 

公元1079年初夏，苏轼调任湖州知州。按照宋朝的官场礼制，上任后，苏轼给宋神宗写了《湖州谢上表》。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经过对谢表逐字逐句的“研究”之后，以“讥讽朝政”之罪弹劾苏轼，说“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是“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无尊君之义，亏大忠之节”。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皇甫遵奉命赶到湖州衙门，气势汹汹地闯进州府大堂，当场把任湖州知府仅3个月的苏东坡给抓起来了。据目击者说：“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因这一道谢表，苏轼入狱一百三十天，受尽凌辱折磨。“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在连番审讯后，苏轼身心俱疲，甚至偷偷储藏了青金丹准备自杀。他的儿子苏迈坚持给狱中的父亲送饭。父子俩约定，平常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坏消息就改送鱼。有一天苏迈因事委托亲戚代为送饭，亲戚送了一条熏鱼。苏轼认为大限已到，给弟弟苏辙写了诀别诗。“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读来让人动容。 

苏轼被捕入狱的消息，在朝野上下引起极大轰动，一方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要求赦免苏轼，连王安石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最终，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身心遭受巨大打击的苏轼黯然来到黄州。苏轼生活甚为拮据，“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也。鱼稻薪炭颇贱，甚与穷者相宜。然轼平生未尝作活计……俸入所得，随手辄尽”。因没有官舍居住，苏轼只得暂时借住在一座山间旧庙里，这就是后人熟知的定惠院。 

谪居黄州的第二年，苏轼的生活愈发困窘。苏轼率领全家老小，在黄州郊外开垦荒地数十亩。他将此地命名为东坡，自称“东坡居士”。他在此地筑屋时正遇上飘雪，遂将居室命名为东坡雪堂。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以乐观豁达的态度，坦然面对现实的无奈。在黄州短短几年间，他写出《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等脍炙人口的作品；《黄州寒食诗帖》被誉为中国三大行书之一。 

他曾戏作《食猪肉》：“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自此，肥而不腻的“东坡肉”，成了许多人饭桌上的美味佳肴。 

公元1081年，北宋和西夏战事起。他得知种谔率兵大胜西夏的消息，挥毫写下“放臣不见天颜喜，但惊草木回春容”“故知无定河边柳，得共中原雪絮春”。他在给朋友李公择的信中说：“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 

当时黄州、鄂州有因贫困溺杀女婴的陋习，他“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写信给好友鄂州太守朱寿昌，恳请他出面革除陋习。苏东坡还组织救助活动，主动出资，说“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 

“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这一独特的心理感受，既是他和谐心态的自然流露，也反映了他高尚的生活情趣。 

公元1082年一个深秋之夜，苏轼在东坡雪堂开怀畅饮，醉后写下《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公元1084年，一直惦记着苏轼的宋神宗突然亲手书札：“苏轼黜居思咎，阅岁兹深；人才难得，不忍终弃。”诏令将苏轼调任汝州（今河南汝阳）团练副使。在赴任途中，其生活惨状令人感到心酸：“自离黄州，风涛惊恐，举家重病，一子丧亡。今虽已至泗州，而赀用罄竭，去汝尚远，难于陆行。无屋可居，无田可食，二十余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朝夕。”苏轼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 

公元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朝听政，司马光为相。司马光向皇上进言道：“苏轼兄弟等，或以行义，或以文学，皆为众所推伏。望朝廷各随器能，临时任使。”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任登州才五天，朝廷以礼部郎中召苏轼还朝。尽管只短短五日的登州地方长官，他给朝廷上书《乞罢登莱榷盐状》，陈述榷盐专卖制的利弊得失，建议最终被采纳，为百姓带来了实惠。此后，苏轼连续升任为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直至位居正三品的翰林学士知制诰并兼任帝师。此后几年，“受性刚褊，黑白太明，难以处众”的苏轼处于被人“忿疾”的处境，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再度自求外调。 

公元1089年，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任浙西路兵马钤辖兼杭州知州。杭州大旱，饥馑、瘟疫一起袭来。苏轼一边请求朝廷减免部分赋税，一边想方设法赈灾，让百姓顺利渡过难关；为抗击瘟疫，设立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公立医院”安乐坊；考察水利情况，在城内开通新运河，疏浚西湖，修造堤堰闸门，控制西湖水的蓄积与排泄，使钱塘江潮水不再进入杭州城内。又用剩余的人力修复了六井，再把挖出来的淤泥堆积在西湖中，南北长三十里，修筑成长堤以便来往行人。杭州人把长堤命名为苏公堤。“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杭人名为‘苏公堤’”。他离任后，杭州百姓非常想念，“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 

东坡在杭州做了两年知州，只带回几块石头。他在诗中说：“在郡依前六百日，山中不记几回来。还将天竺一峰去，欲把云根到处栽。”

三

公元1091年，苏轼被召回朝拟任吏部尚书。还没有上任，因为弟弟苏辙任尚书右丞，苏轼改任翰林承旨。不久因为政见不合，他请求出任地方官，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今安徽阜阳）。苏轼上任后，走访民众，并选派懂水利的官员实地丈量，阻止了费而不惠、劳民伤财的开挖八丈沟工程。他向朝廷奏请，留下开挖黄河的民夫万余人，开挖颍州沟渠，疏浚治理颍州西湖，建造三座水闸，沟通焦陂、清河、西湖与泉河、淮河的航道。 

他关心百姓疾苦。据赵德麟《侯鲭录》记载：“元祐六年，汝阴久雪。一日，天未明，东坡来召议事曰：‘某一夕不寐，念颍人之饥，欲出百余千，造饼救之。今细民之困，不过食与火耳。义仓之积谷数千硕，可以支散，以救下民。作院有炭数万称，酒务有余柴数十万称，依原价卖之，可济下民。’坡曰：‘吾事济矣。’” 

半年后，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充淮南东路兵马钤辖知扬州军事州。他一路察访民情，看到沿途“麦麻如云”，而民众却愁容满面。原来是前几年收成不好，民众缴不起税收，欠下了几年的税负，此所谓“积欠”。在苏轼的一再呼吁下，朝廷七月下诏，不论新旧，宽免江淮百姓一年各种积欠。“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此举深得民众称赞。他为漕运船工分忧解难，向朝廷提出《论纲梢欠折厉害状》奏议。他停办“万花会”，说“花会检旧案，用花千万朵，吏缘为奸，花会乃扬州大害，已罢之矣。虽杀风景，免造业也”。 

公元1092年，朝廷以兵部尚书的职务召苏轼入京，兼任侍读。不久，苏轼任礼部尚书，兼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 

公元1094年，章惇为相。这一年农历四月，苏轼被落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两职，取消定州知州之职，以左朝奉郎名义知英州（今广东英德）。孰料诰命甫下，又被降为充左承议郎。 当年六月，东坡赴贬所当涂时，又被贬为建昌军（今江西南城）司马、惠州安置。 

在惠州，他倡导教育、治理水患、监建桥梁、收葬暴骨、施药造屋等民生工程。他给广州太守王敏仲写信建议：“于岩下作大石槽，引以五管大竹，续处以麻缠漆涂之。随地高下，直入城中。”解决了普通百姓吃咸水问题。 

公元1097年，苏轼再次被贬，贬为琼州（今海南海口）别驾、昌化军（今海南儋州）安置。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 

初到儋州，苏轼“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在给侄孙元老的信中，他说自己虽被贬到海南，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但“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他帮助疗救百姓疾病，带领当地居民弃旧习、务农桑，开辟学府、讲学明道，在海南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苏东坡在儋州的三年，完成对《周易》《尚书》《论语》三部著作的注解，在书法上也留下了代表作之一《渡海帖》。 

宋徽宗即位后，朝廷颁行大赦。苏轼相继被调为廉州（今广西合浦）安置、舒州（今安徽安庄）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足见他离开海南前的心情十分振奋。 

公元1101年，苏轼为自己的画像题了一首诗：“心如死灰之木，身似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苏轼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个中滋味一言难尽。 

公元1101年7月28日，苏东坡病逝于常州，“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士君子相与吊于家，讣闻于四方，无论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斋于惠林佛舍。士民惜哲人之萎，朝野嗟一炮之逝”。 

“功废于贪，行成于廉。”这是苏轼为自己写下的座右铭。 

苏轼曾在长子苏迈赴任县尉时，赠予他一方砚台，并亲手刻上硕铭：“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时刻提醒儿子做一个品行高尚、勤政爱民的好官。苏轼的3个儿子，皆恪守做官先做人的道理，没有辱没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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