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记者任崇喜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王安石是文学家。“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耳熟能详的诗句，就出自王安石之手。读来清新爽朗，满满的正能量。

据《宋史》记载：“其（王安石）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王安石的诗歌“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寻绎，不可得矣”“如邓艾缒兵入蜀，要以险绝为功”在当时诗坛上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词作豪放旷远，“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散文文道合一，雄健峭拔，直陈己见，形成了“瘦硬通神”的独特风貌，在宋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欧阳修的评价并非谬言。

王安石立足儒学，汲取诸家学术之长创立的“荆公新学”，与张载、“二程”的学派鼎足而立。

王安石抱朴守真，清廉自守，一直为人们所称道。黄庭坚评价王安石：“余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南宋陆九渊高度赞扬：“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梁启超甚至认为，“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

在历史上，让他名声大振的，则是改革家、政治家、思想家的身份。

王安石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勤政为民，无私无畏，政绩斐然，颇受百姓爱戴。

他敢于冲破藩篱、革故鼎新，“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由他主导的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虽然历史上褒贬不一，却深刻影响了北宋的历史进程，列宁称他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一

王安石出生于仕宦之家。他的父亲王益任地方官二十多年，为人正直，执法严明。“每置酒从容为陈孝悌仁义之本，古今存亡治乱之所以然。”王益的教育方法让王安石受益良多。王安石的母亲吴氏是王益的继室，“好学强记，老而不倦。其取舍是非，有人所不能及者”。在这样的家庭成长，让自幼聪颖的王安石如鱼得水。

王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他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各地，青年时期立下“矫世变俗”之志。王益卒于江宁通判任上后，王安石开始“从二兄入学为诸生”的艰难日子。“精神流离肝肺绝，眦血被面无时晞。母兄呱呱泣相守，三载厌食钟山薇。”在为父亲守孝的日子里，王安石发奋读书。

公元1042年，也就是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的前一年，21岁的王安石来到开封应试。主考官晏殊初步圈定王安石为状元人选。然而考卷被呈上后，文中“孺子其朋”一句让宋仁宗心生厌恶，说：“此语犯忌，不可以魁天下。”最终，王安石与状元失之交臂。 

王安石被授淮南东路签判之职，直接服务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知扬州的韩琦。韩琦“道貌温然，如玉之清；神气凛然，如水之澄”，十分注重仪表。王安石“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衣臣虏之衣，食犬惫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形象不佳。据《邵氏闻见录》记载：“韩魏公知扬州，王荆公初及第为签判。每读书达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见荆公年少，疑夜饮放逸。一日，从容谓荆公曰：‘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韩公非知我者。” 

在扬州，韩琦、王珪、王安石、陈升之，还留下了“四相簪花”的千古佳话。只不过后来，其他三人均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 

公元1047年，王安石主动放弃“馆职京城”的机会，调任到浙江鄞县（今浙江宁波鄞州）任知县。 

上任伊始，他敏锐地发现，当地不少百姓违反禁令营造私盐。官府为禁止私盐，悬赏鼓励民间互相举报，但是“悬赏钱”却摊派到老百姓头上。王安石在给浙东路转运使孙司谏的信中指出：“伏见阁下令吏民出钱购人捕盐，窃以为过矣！”“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与争秋毫？”他建议撤回征缴“悬赏钱”的公文。 

在任期间，王安石还做了几件“治绩大举，民称其德”的事情：一是兴修水利。当地旱灾频发，他认为“是皆人力不至，而非岁之咎也”。他怀着“肉食自嗟何所报，古今忧国愿年丰”的信念实地调查，指导百姓浚治河渠，使“七乡三邑受沾濡”“大暑甚旱，而卒不知有凶年之忧”。二是放“青苗”。他力排众议，“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这是“青苗法”最初的试验。三是重视兴学。他认为，“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到任第二年，他恢复孔庙为县学，聘请有名望的大儒主持教育，当地学风大盛。 

公元1050年，王安石离任时依依不舍：“忆昨初为海上行，日斜来往看潮生。如今身是西归客，回首山川觉有情。” 

文颜博评价他“恬然自守，未易多得”，力荐他至京城任职。朝廷下诏召他进京入试馆职。王安石上了一道《乞免就试状》，以“家贫口众，难住京师”为由谢绝。 

公元1051年，王安石任舒州通判。到任后，面对“荒野歌舞犹醉醒，水果山肴同酬酢”的同僚，王安石“自愧多病少欢颜，独负佳宾此时乐”。他深入民间体察民情，发现官府“鞭租负”、地主“铢两征”，造成老百姓“丰年不饱食”“市有弃饿婴”“十室灾八九”的惨相，发出“贱子昔在野，心哀此黔首。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的呼喊。大旱之年，老百姓求雨不得，他忧心忡忡：“行看野气来方涌，卧听秋声落竟悭。淅沥未生罗豆水，苍茫空失皖公山。火耕又见无遗种，肉食何妨有厚颜。巫祝万端曾不救，只疑天赐雨工闲。” 

在此期间，欧阳修、曾巩等人多次荐其任谏官，王安石仍然婉拒。他在《舒州被召试不赴偶书》中说：“戴盆难与望天兼，自笑虚名亦自嫌。槁壤太牢俱有味，可能蚯蚓独清廉。” 

公元1054年，在欧阳修的极力劝说下，王安石勉强留在京城，担任群牧司判官。有一次，群牧司衙门里牡丹花盛开，三司使包拯置酒赏花，众人轮番敬酒，兴致甚高。在包拯劝酒时，他始终滴酒不沾，不给长官一点面子。 

虽然俸禄较高，但王安石仍觉得不够养家。他曾在诗中描述自己的困境：“舍舟城南居，杖屦日相因。百口代起伏，呻呼聒比邻。叩门或夜半，屡费药物珍。欲报恨不得，肠胃盘车轮。”为此，王安石多次请求任地方官。 

公元1057年，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当时的常州多次遭受旱涝灾害，王安石打算开运河造福百姓，然而下面各县的积极性并不高。宜兴知县、司马光的哥哥司马旦说“役大而亟，民有不胜”，劝王安石“请令诸县岁递一役，虽缓必成”，但王安石执意要求开工。秋季雨水丰沛，民工苦于劳役，甚至有民工死亡，开运河工程不得已而停下来。王安石对此事非常懊悔，说“若夫事求遂，功求成，而不量天时人力之可否，此某所不能，则论某者之纷纷，岂敢怨哉”。 

公元1058年，王安石升为提点江东刑狱。王安石到任后开始到各地巡察，处理案件时大罪不问、只问小过，一路下来只处理了五个人。对此，人们议论纷纷，连好友曾巩和王回也感觉不可理解。王安石在给王回的信中说了自己的理由：“某乃异于此，以为方今之理势，未可以致刑。致刑则刑重矣，而所治者少；不致刑则刑轻矣，而所治者多，理势固然也。”

二

公元1058年，朝廷下诏令他回京任三司度支判官，他虽一再上书请辞，但未获批准，只得再次匆匆北上。 

三司度支的职责是“掌天下财赋之数，每岁均其有无，制其出入，以计邦国之用”。王安石向宋仁宗上书。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王安石对官制、科举以及奢靡无节的颓败风气作了深刻的揭露，并提出应对之策：“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远，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不一”“法先王，当法其意，非其政”“上有善政，而下有储蓄之备也”……此文被梁启超称为“秦汉以下第一大文”，是王安石要求革新变法的纲领性政治论文，也是人才政策和方略的基本设想，但没有得到宋仁宗的重视。 

过了不久，朝廷任命他入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王安石不愿任此闲职。有一次，王安石听闻送诏书的使者来了，连忙躲进厕所里。史载：“阁门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还之。” 

王安石改任知制诰，因言忤旨意，难以在朝为官，于公元1063年以母病为由辞官回江宁。 

宋英宗即位后，屡召王安石赴京，均以服母丧和有病为由，恳辞入朝。 

公元1067年，宋神宗继位。此时的大宋朝表面上盛世升平，事实上内忧外患、积弱积贫，“百年之积，仅余空簿”。一心要效法尧舜的宋神宗，想到了王安石和《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朝中大臣吕公著、韩绛、韩维等人屡次推荐王安石可用，宋神宗便召他为翰林学士兼侍讲。 

公元1068年，宋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宋神宗问道：“治国之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曰：“择术为先。”宋神宗说：“唐太宗何如？”王安石说：“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耳。” 

王安石随后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人称“北宋百年第一札”。在最后一段，王安石这样写道：“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质，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持，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只在谈笑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 

公元1069年早春，朝廷任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设立制置三司条理司，由王安石和陈升之共同掌管。王安石委任吕惠卿承担条例司的日常事务，派遣提举官四十多人，颁行新法。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拉开了帷幕。 

公元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变法的核心是“理财”和“整军”。“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事，用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主旨在于“开源”，财政方面先后颁行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等；军事方面先后颁行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 

公元1071年，王安石颁布改革科举制度法令。同年秋，实行太学“三舍法”。 

每项新法在推行后，虽然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富国强兵”效果明显。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社会经济发展，人民负担减轻，呈现百年不曾有过的繁荣景象；通过“强兵之法”的推行，积弱局面得以缓解，国力有所增强…… 

公元1073年，在王安石的指挥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青唐吐蕃，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受抚羌族三十万帐。这是北宋军事上一次空前的大捷，也是北宋朝廷开疆拓土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作战时大获全胜的唯一战例。 

但变法自推行以后，一直遭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对。正如后来朱熹所说：“是时想见其意好，后来尽背初意，所以诸贤尽不从。” 

王安石是一个很固执的人，人称“拗相公”。唐介的评价十分到位：“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论议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扰。” 

御史中丞吕诲匍匐在朝堂上叩头至出血，向宋神宗上疏王安石“十大罪状”，指责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被宋神宗贬为地方官。御史刘述、刘琦、孙昌龄、王子韶、程颢、陈襄等，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等都因为与王安石政见不一，相继离开朝廷。 

宋仁宗时，司马光、王安石、吕公著、韩维被称为“嘉祐四友”，但因为变法，他们友谊的小船翻了，分道扬镳。 

公元1070年，司马光三次写信给王安石，即有名的《与王介甫书》，列举实施新法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给司马光写的一封回信，寥寥数百字，对“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大“罪状”一一反驳，并批评士大夫阶层的因循守旧。既气愤又无奈的司马光上表道：“臣之与安石，犹冰炭不可共器，若寒暑不可同时。”他辞官到洛阳悉心编撰《资治通鉴》，十五年绝口不论政事。 

而王安石最重要的支持者，如章惇、曾布、吕惠卿、蔡京、蔡卞、吕嘉问、 李定、邓绾等人大多声名狼藉，有的还荣登北宋奸臣榜。这也是王安石得不到支持的原因之一。 

公元1071年，开封府百姓为逃避保甲，出现自断手腕现象。开封府知府韩维报告朝廷。公元1074年春，天下大旱，饥民流离失所。宋神宗满面愁容，想罢除“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坚决反对：“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此不足招圣虑，但当修人事以应之。” 

反对变法的郑侠绘制流民旱灾困苦图献给神宗，并上疏论新法过失，力谏罢相王安石。宋神宗皇帝反复观看，进一步动摇了变法意志。 

同年农历四月，曹太皇太后（慈圣皇后）、高太后（宣仁皇后高滔滔）向宋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 

于是，宋神宗罢免王安石的宰相职务，改任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 

为避免沿途地方官前来迎送，王安石嘱咐随从不要透露他的官职，只称作过往游客。随从反问道：“相公微服潜名，倘或途中有人毁谤于你，如之奈何？”王安石从容地说：“宰相肚里好撑船，从来人言不足恤；言我善者，不足为喜，道我恶者，不足为怒。只当耳边风过去便了，切莫揽事。”

三

王安石离开京城后，吕惠卿以副相的身份继续推行改革。 

“朕无间于卿，天日可鉴，何遽如此？”公元1075年的春节刚过，宋神宗要召回王安石。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此诗写于王安石从江宁前往京城开封的途中。 

一直觊觎相位的吕惠卿觉得王安石成了自己的绊脚石，处处掣肘。王安石废除吕惠卿制定的手实法和田募差役法，吕惠卿愤愤不平；王安石打算实行“盐钞法”并废除交子，吕惠卿表示反对；王安石准备废除河北运米而行市易俵放之法，吕惠卿上奏论其不便……王安石变法的阻力越来越大，他身心交瘁。 

1075年10月，夜空中有彗星扫过。古人称彗星为“妖星”，保守派派又掀起了一波反对变法的高潮。 

郑侠画了一幅《真人君子邪曲小人事迹图》献给宋神宗，直指吕惠卿，宋神宗对郑侠进行彻查，意外发现他竟与王安石的亲弟弟王安国等一干官员有瓜葛，将一干人员统统贬谪。 

吕惠卿的弟弟吕升卿因事获罪，吕惠卿受到牵连被贬后，告发王安石的长子王雱与言官有勾连。公元1076年，年仅33岁的王雱因病身故。王雱聪颖过人、才华横溢，性格酷似王安石，王安石也一直相传衣钵于他，无奈天不遂人愿。这对王安石来说不啻精神上的重重一击。其伤痛之深，从“残骸岂久人间世，故有情钟未可忘”“烟留衰草恨，风造暮林哀”等诗句中便可见一斑。 

此时，宋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也大不如从前，更觉老病无力的王安石多次请辞。他对宋神宗说：“今陛下复召用，臣所以不敢固辞者，诚欲粗有所效，以报陛下知遇。然投老余年，岂能久事左右？欲及时粗有所效，望陛下察臣用心。” 

公元1076年农历十月，王安石回京一年零八个月后再度罢相，迁为镇南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今江苏省南京市）。他把职衔辞去，只领一份相应的俸禄以供养家人。 

王安石退隐江宁后，建半山园，结交米芾、李公麟等人，再也没有回过京城开封。 

“乞得胶胶扰扰身，钟山松竹绝埃尘。只将凫雁同为客，不与龟鱼做主人。”他常做的事就是随兴之所至闲游。据《清虚杂著》记载：“王荆公居钟山下，出即乘驴。予尝谒之，见其乘驴而出，一卒牵之而行。问其指使，相公何之？指使曰：若牵卒在前，听牵卒。若牵卒在后，即听驴矣。或相公欲止即止，或坐松石之下，或田野耕凿之家，或入寺。随行，未尝无书，或乘而诵之，或憩而诵之。”梁启超说：“（王安石）罢政后日徜徉此间，借山水之胜以自娱，翛然如一野人。读其诗词，几不复知为曾造作掀天动地大事业开拓千古者也。” 

看似闲云野鹤，有几人知道他内心的波澜？退居江宁，王安石撰写的《上神宗皇帝书》，让宋神宗读后非常感动：“王安石两擢两罢，仍无怨无恨，病患垂危，尚念及朕之康健和社稷之安危。” 

公元1085年，38岁的宋神宗英年早逝，年仅十岁的宋哲宗继位，改元元祐，由高滔滔临朝听政。 

原在洛阳的司马光被召回京城主持政务，范纯仁等反变法派人物重返朝堂。司马光提出“以母改子”，全面废除保甲、方田均税、市易等新法，恢复旧朝规制，史称“元祐更化”。至此，轰轰烈烈的变法画上句号。 毛泽东对此有深刻评价：“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 

第二年初夏，眼见自己苦心设计推行的新法被一一废弃，王安石茫然无助，在忧愤和遗恨中去世，享年66岁。 

“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虽然政见不同，但英雄惺惺相惜。司马光委派苏东坡代表朝廷为王安石写祭文。苏轼在文中说：“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朝廷追赠王安石为太傅，封为荆国公，谥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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