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记者 任崇喜

说到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人们熟悉的是他7岁“砸缸救友”的故事。

对于这一故事的真实性，有人提出质疑，认为以宋朝的技术条件，尚不能制造出那么大的缸来，而且司马光的著作中没有此事的记载。

元末阿鲁图的《宋史》上有明确的记载：“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这个故事，最早的记载来自北宋时期惠洪的《冷斋夜话》：“司马温公童稚时，与群儿戏于庭。庭有大瓮，一儿登之，偶堕瓮水中。群儿皆弃去，公则以石击瓮，水因穴而迸，儿得不死。”惠洪是主要活动于宋徽宗时期的北宋名僧，也是当时颇负盛名的诗人、散文家、诗论家、僧史家、佛学家，距离司马光生活的年代不远，可信度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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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记载来看，准确地说，司马光应该是“砸瓮救友”。缸是宽口窄底，而瓮是窄口宽腹，瓮的制作工艺比缸简单，壁薄，更容易破碎。至于民间是怎么把砸瓮传成砸缸的，不必过多探究，但从中可见司马光的沉着冷静、勇于助人。这件事，当时让司马光名震京洛，竟然流传有专门记录此事的《小儿击瓮图》。

宋神宗时，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离开朝廷15年，主持编纂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被后世誉为“中国两大书之一”，另一本是《史记》。有关资料说，毛泽东一生曾经读17遍《资治通鉴》，也是他一生圈画批注最多的书。 

司马光的著作甚多，除了《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80卷、《稽古录》20卷、《本朝百官公卿表》6卷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潜虚》《涑水纪闻》《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医问》等，涉及多个门类，可谓“于学无所不通”。 

作为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司马光历仕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四朝，为官40余载，位至尚书佐仆射兼门下侍郎，秉性刚直，勇于坚持原则，敢于弹劾权臣，冒死直谏，置个人安危于不顾。 

他深知“俭以养德，侈能生恶”“俭能立名成业，侈必堕落自败”的道理，一生清廉简朴，克勤克俭，清正自守，“于物澹然无所好”“恶衣菲食以终其身”。 

《宋史》对他的评价是：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

一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 

一个“实”伴随了他的一生。当学生向他请教修身之道时，司马光说，“其诚乎！吾生平力行之，未尝须臾离也”“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 

公元1019年，司马光出生在父亲司马池任县令的光州光山（今河南光山），所以给他起名司马光。 

司马光好学强识，《宋史》说他“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朱熹在《司马光好学》一文中说，司马光早年读书时担心“记问不若人”，在别人会背诵后玩耍时，“独下帷绝编，迨能倍诵乃止”。他做事用功刻苦，常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朱熹的评价一语中的：“用力多者收功远，其所精诵，乃终身不忘也。” 

司马池着意培养司马光。司马光5岁那年，因一句谎话，遭到父亲厉声斥责，“自是不敢谩语”。6岁时，司马池开始教司马光读书。7岁的司马光“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司马池辗转河南、陕西、四川等多地为官，每逢出游或和同僚密友交谈，总把司马光带在身边。长期耳濡目染，使司马光广闻博学。 

公元1038年，司马光一举高中进士甲科。宋朝流行“榜下择婿”，天章阁待制张存将自己的女儿介绍给司马光，两人当年结婚。司马光步入仕途，任职华州（今陕西华县）判官。此时，司马池正任同州（今陕西大荔）知州。两地距离较近，司马光经常探望父母。在同州，他结识了同州推官石昌言。早有才名的石昌言虽比司马光大20多岁，但两人志同道合，成为忘年之交，经常在一起交流学问。 

公元1039年，因司马池调往杭州任职，司马光辞掉华州判官之职，改任苏州判官。正当他怀着远大的抱负意欲在仕途上施展鸿鹄之志时，母亲病逝，他按照封建礼教辞官回家服丧。公元1041年，司马池病死在晋州（今河北晋州），司马光和哥哥司马旦扶着父亲的灵柩回到故乡。双亲的相继去世，使司马光悲痛万分，叹息“平生念此心先乱”。他在居丧期间发奋读书作文，以此排遣无尽的悲伤和寂寞，《十哲论》《四豪论》《贾生论》等就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 

公元1044年，司马光服丧期满，任武成军判官，不久改任宣德郎、将作监主簿，权知丰城（今江西丰城）县事。在短短的时间里，他深入民间走访，兴修水利，减轻税赋，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政声赫然，民称之”。 

公元1046年，司马光调任大理评事、国子监直讲，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京城开封。这一次，他遇到父亲的好友庞籍。庞籍为司马光的才华折服，遂引为忘年交。 

公元1047年，贝州（今河北清河）农民王则起义，攻占贝州城，号称“东平郡王”。这时庞籍为枢密副使，掌管军事要务。司马光写了《上庞枢密论贝州事宜书》，给庞籍献计献策，被庞籍采纳，起义军坚守孤城66天后以失败告终。 

公元1051年，司马光由庞籍推荐任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他在任职期间，撰写了《古文孝经指解》。在这段时间里，司马光还结识了王安石。两人一见如故，经常诗词唱和，相携郊游。 

公元1054年，韩绛上书说庞籍暗示讽劝开封府杀死赵清贶，虽然查无实证，但庞籍因此被罢相职，降为户部侍郎，出任郓州（今山东郓城）知州。庞籍举荐司马光为郓州典学。司马光离开王安石、石昌言、包拯等人，去往郓州。不久，他被提任为郓州通判，负责考察全州官吏。 

公元1055年，宋仁宗将庞籍调任并州（今山西太原）知事兼河东路经略安抚使，负责西北边防，司马光改任并州通判。 

司马光随庞籍在河东路任职期间，宋朝和西夏处于休战时期，但他并没有放松警惕，而是深入民间听取当地人意见。 

在庞籍辖区内的麟州（今陕西神木），有一片与西夏接壤的荒地被西夏人耕种，西夏派了3万名守军镇守此地。北宋方面为了不发生冲突，一直没管。司马光巡视至麟州时，当地守将跟他报告说西夏守军撤退，应该趁机把那片地收回来，禁绝边民和西夏互市，修建堡垒。司马光认为此举有利于保护边界地区安宁，回到并州向庞籍汇报，得到同意。可当公文下发给麟州守将时，西夏的3万名军士又回来了。麟州守将郭恩率1000多名宋兵与西夏兵交战，大败而归。 

这次失利震动朝野，议论纷纷。为平息事件，朝廷解除庞籍节度使之职，贬谪知青州事。朝廷御史审理此案时，司马光连奏三状，说庞籍“欲为国家保固疆圉”“发于忠赤，不顾身谋”，因为“过听臣言，以至于此”，应当“独臣罪，以至典刑”。庞籍得知司马光为自己辩解的消息，将司马光参与其中的信件、文案一并烧毁，将责任全部承揽起来，并上奏章自愿告老还乡。 

庞籍的舐犊深情令司马光终生难忘。庞籍去世以后，司马光一直将庞籍的夫人当作母亲来看待。他在为庞籍写的墓志铭中说：“光受公恩如此，其大灭身不足以报。”

二

公元1061年，司马光擢修起居注。司马光坚决推辞，连上5个状子，认为“实非所长”，但宋仁宗没有收回成命。 

不久，宋仁宗下诏，迁司马光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司马光赋诗明志：“恩与乾坤大，身如草木轻。何阶致明主，垂拱视生平。” 

当时，北宋王朝内忧外患丛生，范仲淹等有识之士希望通过变法改革积弊，改变积贫积弱的状况。可是宋仁宗优柔寡断，致使“庆历新政”流产。司马光通过潜心研究历史，认为“国之治乱，尽在人君”。他在《陈三德上殿札子》中指出：“人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是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明是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武是排除干扰、坚持不懈。他认为，“缺一则衰、缺二则危、三者皆缺则亡”。 

紧接着，针对朝廷用人弊端，司马光又上《言御臣上殿札子》指出：“致治之道无他，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赏，三曰必罚。” 

司马光认为当官要德才兼备。他将人才分为四类：“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他主张“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其次经术，其次政事，其次艺能”“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因为“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对于用人，司马光主张“随器授任”，而不是一味地求全责备，“若指瑕掩善，则朝无可用之人，苟随器授任，则世无可弃之士”。 

虽然言语犀利，但宋仁宗虚心纳谏，将《陈三德上殿札子》留在禁中，把《言御臣上殿札子》送到中书省去实施。 

北宋中期，奢靡之风渐起，人们喜欢讲排场、比阔气，“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士大夫家，酒非内法，果肴非远方珍异，食非多品，器皿非满案，不敢会宾友”。公元1061年，司马光作《论宴饮状》，恳请皇帝为民着想，悉罢饮宴。 

司马光不仅要求自己克勤克俭，对于家人也同样严格要求。他以家书的形式写给养子司马康一篇《训俭示康》。他在文中说，“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华靡，自为乳儿，长者加以金银华美之服，辄羞赧弃去之”“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即便身居高位后，他依旧认为“衣取蔽寒，食取充腹”即可，“勿求多余”。 

他的朋友刘贤良拟用50万钱买一婢女供其使唤，被他婉言拒之。他说：“吾几十年来，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乎？”司马光在回故乡看望亲人时，为了不让沿途州县招待，往往绕开官衙走。 

司马光做官几十年，伴随他40多年的妻子去世后，家里竟没钱办丧事。最后，他把自己的三顷地典当出去，安葬了妻子。 

公元1063年，宋英宗亲政不久，近乎偏执地恪守孝道，演出了追赠生父的闹剧，与曹太后矛盾重重。一年多里，司马光为消除曹太后和宋英宗之间的矛盾，前后共上奏章17封。他指出，“金堤千里，溃于蚁穴；白璧之瑕，易离难合”，皇帝没有曹太后支持“无以君天下”，曹太后离开皇帝“无以安天下”，使曹太后和宋英宗的矛盾趋于缓和。 

宋英宗将宋仁宗价值百余万的遗物颁赐群臣。司马光率领同僚3次上书，劝谏说：“国家内外贫乏，不可专门效仿乾兴的旧事。如果必须赠送、赏赐，应准许大臣向上进献所得赏赐的金钱来帮助营建山陵。”见这些正确的谏言没有被采纳，司马光以身示范，将自己所得的赏赐交给谏院为公使钱。 

公元1064年，司马光上奏《乞罢陕西义勇札子》。他认为，当时在边防组织义勇，使百姓“骨肉流离，田园荡尽”，带来无穷苦难，希望朝廷审察利害。他连上六疏，并和当时的宰相韩琦进行辩论。这次谏言失败后，司马光连上5个状子要求降黜。 

公元1065年，司马光任龙图阁直学士，仍留任谏职。有些失望的司马光连上3个状子要求不当谏官，他在奏章上说：“臣从事谏职，首尾五年，自本朝以来，居此官者，未有如臣之久。臣资质愚戆，惟知报国，竭尽朴忠，与人立敌，前后甚众，四海之内，触处相逢，常恐异日身及子孙无立足之地，以此朝夕冀望解去。”宋英宗任命他为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专为皇帝讲读经史。 

公元1066年，司马光将《通志》（以《史记》为主，编成《周纪》5卷、《秦纪》3卷）进呈宋英宗。宋英宗看后大为赞赏，并给司马光明确指示：一是接续编修《通志》；二是设立书局，由司马光自择官属作为助手。

三

公元1067年，年轻气盛的宋神宗即位。欧阳修极力向宋神宗推荐，说司马光“德性淳正，学术通明，自列侍从，久任谏诤，谠言嘉话，著在两朝”。宋神宗任命司马光为翰林学士，不久改任司马光为御史中丞，让他担任中央监察部门的领导。 

为振兴祖业、重振朝纲、抵御外患，宋神宗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变法图强。王安石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在宋神宗的支持下，青苗法、保马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等变法措施相继出台。 

司马光不反对变法，但是也不赞同王安石的新法，认为新法“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作为朋友，他3次给王安石写信，认为王安石是“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贤臣，但过于自负，激进的变法将造成“侵官、生事、怨谤、拒谏、征利”几大弊端。他劝王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借此“以尽益友之忠”。王安石回了他一篇《答司马谏议书》，说“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因政见不同，两人常常进行激烈的争辩。 

宋神宗擢升司马光枢密副使，司马光以“不通财务”“不习军旅”为由，坚决推辞，连上5封札子，自请离京，后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临行前，执拗的司马光请求宋神宗免除永兴军的青苗法，没有得到同意。 

公元1071年，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范镇上书求退：“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王安石看到奏章后愤怒异常，亲手拟写诏书斥责范镇，范镇因此被罢官。司马光愤然上疏为范镇鸣不平，并请求任职西京留司御史台，退居洛阳，不谈政事，继续编撰史书。 

为了专心致志地编撰史书，司马光让工匠在园中挖个大坑，砌成一间地下室，美其名曰“壤室”。当时王拱辰在洛阳居住，宅第豪奢，中堂建屋三层，最上一层称“朝天阁”。为此，洛阳人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 

为防止睡眠时间过长影响编书，司马光特意叫人用圆木做个枕头，稍稍一动，头即落枕，人便惊醒。后人称此枕为“警枕”。 

公元1071年到1085年之间，是司马光失意的15年。十几年间，他与助手“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以“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的代价，换来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成就最高的编年体通史的问世。 

他在洛阳时，范镇从许昌来看他，只见四壁的书架上摆满图书，别无他物。范镇深感司马光生活清苦，专门让夫人做了一床新被子，托人从许昌捎给司马光。司马光深受感动，在被子上端正地写明此被为好友范镇所赠，并一直用到去世。 

公元1084年，司马光将《通鉴》全部修完，连同《通鉴考异》《通鉴目录》一起奏进给宋神宗。宋神宗将书的每编首尾盖上睿思殿图章，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自作序。宋神宗说司马光“博学多闻，贯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成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据依”，并赏银、绢、衣和马，擢升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 

公元1085年，年仅10岁的赵煦继位，由祖母高太后当政。高太后一向反对新法，她一临朝就把司马光召到京城开封任职。此时，已经67岁的司马光数次中风，身体大不如前，“龄发愈衰，精力愈耗”。司马光回到京城，“都人叠足聚观，致马不能行。有登楼骑屋者，瓦为之碎，树枝为之折”。时人说：“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 

司马光向高太后进言，把因反对新法而被贬的刘挚、范纯仁、李常、苏轼、苏辙等人召回朝中任职，吕公著、文彦博等老臣也被召回朝廷任职。 

高太后向司马光征询治国方略，司马光上《乞开言路札子》，建议广开言路，再次呼吁不能再加重贫苦农民负担，对农民施以仁政。司马光在《请更新新法札子》中，把新法比为毒药，请求高太后立即采取措施全部废除。 

司马光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雷厉风行地罢黜新党，尽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废除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后，抱病在身的司马光仍一直忧心忡忡。史载：“时青苗、免役、将官之法犹在，而西戎之议未决。光叹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 

司马光对吕公著说：“光自病以来，悉以身付医，家事付给司马康，国事未有所付。”他殷切希望吕公著能够完成他的夙愿。同时，他上表请求辞位。但高太后对他很是倚重，不准辞位，反而更加优待。不久，免役法、青苗法被废除，司马光终于完成自己的夙愿。 

1086年5月，王安石去世的噩耗传到司马光耳中。他担心王安石遭到小人的诋毁，立即抱病作书，告诉吕公著：“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朝廷根据司马光的建议，追赠王安石为太傅。 

司马光在第二次回朝为相期间，辑录《国语》的精要，编成《徽言》一书；将《历年图》和《百官公卿表》增补、总辑为《稽古录》一书，形成一部“略存体要”的简明通史；将《资治通鉴》进行了最后的校定。 

1086年9月，68岁的司马光因病逝世。 

临终前，他嘱咐司马康：死后仍穿平时衣服，盖上范镇赠送的被子，将他的灵柩运回老家，予以薄葬。司马光去世后，“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当他的灵柩送往夏县时，“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家家挂像，饭食必祝”。 

司马光获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自唐朝以后，这是文官的最高谥号，也是所有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殊荣。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只有27人有幸获此殊荣。 

宋哲宗赐碑名为“忠清粹德”，并葬他于高陵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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