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记者 任崇喜

很多人对富弼比较陌生。但在北宋中期，他和韩琦是最有声望的一对宰相。

富弼年少好学，才华出众。他的仕途导师范仲淹称他有“王佐之才”。他的岳父晏殊以识人慧眼闻名于世，一见富弼就请范仲淹做媒。

富弼为人温良宽厚，“性情至孝，恭俭好修”“与人言必尽敬，虽微官及布衣谒见，皆与之有礼”。

富弼历仕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入仕50余年，最高官居宰相。他以天下为己任，没有任何私心，任宰相时“百官任职，天下无事”。

富弼胸怀宽广，司马光说他“智识深远，过人远甚，而事无巨细，皆反复熟虑”，后世对他有“守口如瓶、防意如城”的赞誉。 

他同范仲淹一起，发起“庆历新政”；他奉命出使辽国，据理力争，坚决反对割地；他勤政爱民，励精图治，发动民众抗灾，致力改善民生，受到百姓称赞。 

富弼为官清正，克己奉公，不同俗流，颇有廉声，不贪权恋位。他入仕50余年，累计拒官近百次，是士大夫中难得的谦谦君子。 

现在多数史料称富弼为洛阳才子，事实上他的祖辈曾长期在开封居住。 

关于自己的祖籍世系，富弼在《富秦公言墓志铭》中明确写道：“先君讳言，字应之。其先齐人，后唐京兆少尹璘，生内黄令处谦。令生商州马步使令荀，即显考也。”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在《富公行状》也说得十分清楚：“公讳弼，字彦国，其先出于周大夫富辰之后，至高祖讳璘因五代之乱，自齐徙居于汴，仕唐至京兆少尹，至邓公始迁于洛，今为河南人。”

一

公元1004年，富弼生于洛阳。这一年，宋军在寇准的主持下挫败辽兵，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很多人不会想到，这中间有怎样的历史关系。 

史书说富弼“少笃学，有大度”。他异于同龄人的气质，很早便有传闻。四五岁的他，在天气骤变时“独神意自若，人以此异之”。他少年时“不认骂”，令骂他的人“闻之大惭”，赶紧向他道歉。他10多岁离家到寺院读书，冬日常在困时“以雪沃面”。他的勤奋刻苦，甚至赢得了苦行僧的敬佩，“邻居僧有持苦行者，犹服公之勤”。 

公元1023年，富弼的父亲富言被调到海陵（今江苏泰州）任职，20岁的富弼随父亲前往，恰逢范仲淹也在海陵任职。比富弼年长15岁的范仲淹“见而奇之，与语终日”，赞曰：“真王佐才也！” 

富弼24岁时曾赴开封参加科举考试，名落孙山。过了一年多，他前往陕西游历时，宋仁宗突然宣布恢复制科，“意者吾豪杰或以故见遗也”。范仲淹闻讯后马上派人追他回来，对他说：“子之才非常流，宜应是诏。”范仲淹还亲自拿着富弼的文章向王曾、晏殊推荐，说“此人天下奇才，愿举于朝而用之”。 

晏殊喜欢提拔、推举人才，被认为“推引士类，前世诸公为第一”。他一见富弼，“大爱重之”，便请范仲淹做媒，要把“敦静寡言、动必循礼”“宜配伟人”的大女儿嫁给富弼。 

过了半年多，制科考试举行，“富弼等十人词理皆优”，通过初试；半年后，他以六篇策论通过复试，以茂才异等科及第，授将作监丞、签书河阳（今河南孟州）判官。此时，范仲淹由于争论废除皇后之事遭贬，富弼上书说：“这是一举而二失，即使不能恢复皇后之位，也应该将职位归还给范仲淹。” 

他在郓州（今山东东平）为官时，山东一带多有兵变，贼匪横行，弄得民不聊生。有些软弱无能的州县长官不但不去镇压贼匪，反而采取怀柔政策开门延纳，以求相安无事。消息传出后，范仲淹奉命坐镇处理此事。富弼对范仲淹说：“这些官员拿着朝廷俸禄，竟然姑息养奸，形同通匪，应当定死罪，不然以后没人再去剿匪了。”范仲淹解释说：“地方政府兵力有限，这也是保护百姓的权宜之计呀。”富弼十分生气地说：“长此以往，将来怎么治理地方呢？” 

事后，有人提醒他说：“你难道忘了范先生对你的大恩大德吗？”富弼回答：“我和范先生是君子之交。先生举荐我，是因为我遇到事情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我怎能因为要报答他而放弃自己的主张呢？”范仲淹后来说：“富弼不同俗流，这正是我看中他的地方！” 

公元1038年，党项首领李元昊建立西夏国，调集十万军队侵袭延州（今陕西延安）。北宋“朝廷仓促，措事用人，或失其当”。李元昊派出来使提出割地要求。富弼上书皇帝，指出西夏“反状有素者”达六条之多，“而天子不得知，朝廷不为备，此两府大臣之罪也”。 

他随后上《论西夏八事奏》，提出“宜先斩其使，以示国威，折奸谋”。这封奏折，被时人认为“切中时务”。 

过了不久，范仲淹、韩琦被调往北宋西部边境主持大局，但这两个人对形势判断相差很大。范仲淹认为应先采取严密的战略防御，以期逐渐扭转战局。韩琦却主张集中各路兵力，大举实行反击。面对争议，宋仁宗选择了进攻的战略，结果宋军在好水川、三川口、定川砦三大战役中接连惨败，致使中原震动、天下慌慌。 

辽兴宗乘大宋陷入西夏战争泥潭之际，与西夏结盟，派遣重兵驻扎到宋辽边境，并派南院宣徽使萧英和翰林学士刘六符出使大宋，要求宋朝归还“关南十县之地”。 

面对危局，众大臣“皆以其情叵测，莫敢行”，宰相吕夷简举荐富弼前去迎接辽使。 

吕夷简此举当然不是出于公心。这一年，富弼出任知制诰，纠察在京师的刑事案件。吕夷简的堂吏中有人伪造僧侣名册，开封府却不敢治罪。富弼请求将这些堂吏交付狱吏治罪，吕夷简颇感不悦，终于找到了报复的机会。 

面见宋仁宗时，富弼慷慨激昂地说：“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 

仗着身后重兵压境，两位辽国使者十分傲慢。见到富弼后，萧英借口足疾不起身行礼，富弼当即抗议说：“我曾经使辽，病卧车中。听到你们的使臣到了，我还连忙起来行礼，你今天这算什么态度？”他的大义凛然，令萧英“矍然起”“使人掖而拜之”。随后，富弼“开怀与语”，令萧英既感动又高兴，“亦不复隐其情”，屏退左右，道出了辽国的底线。 

富弼把了解到的情况向宋仁宗作了详细的汇报，宋仁宗拒绝了辽国的割地要求，只答应增加“澶渊之盟”时所订下的岁币，以金钱换和平。 

不久，宋仁宗派富弼前往辽国进一步谈判。 

欧阳修对富弼这次出使十分担心。他上书时列举了一代书法家颜真卿出使李希烈被害的事实，请求不派富弼出使，但没被采纳。 

临行前，宋仁宗要提拔富弼为礼部员外郎、枢密直学士，富弼数次上表坚辞：“国家有急，唯命是从，义不惮劳，臣之职也。奈何逆以官爵赂之。”这年4月，富弼同副使北行。 

富弼出使辽国，以透彻入理的分析令辽兴宗打消了举兵南侵的念头，为大宋朝化解了一场天大的兵燹。《辽史》记载了富弼的话对辽兴宗的深刻影响：“是时，富弼为上言，大意谓辽与宋和，坐获岁币，则利在国家，臣下无与；与宋交兵，则利在臣下，还在国家。上感其言，和好始定。”在苏东坡看来，“百余年间，兵不大用者，真宗仁宗之德，而寇准与公（指富弼）之功也”。甚至有人认为：“富弼之使也，以一言息南北百万兵，可谓伟矣。” 

“增币二十万”，是当时双方谈判的结果。取得这样的结果，富弼被多数人认为不但不辱使命，而且立下了大功一件。但富弼到死都不承认这是功劳，而且反复上书说明：“朝廷方事西略，河北无备，臣奉使所以不敢死争者，实虑兴戎，以败国事，功于何有，而遽受赏哉？”他寄希望于日后“朝廷急修战备，急选将帅，俟其有隙，因而吊伐，以雪今日邀盟之耻也”。 

富弼前后两次出使，可谓遭受内忧外患。第一次临出发时，他的女儿夭折；第二次接受使命时，他的夫人生下一个男婴。每得家书，他“皆亟行不顾”。随从不解地问：“这是家书，为啥不拆？”他回答：“拆了，徒乱人意！”他在出使辽国期间，磨难和挑战更是纷至沓来，但都被他一一智慧化解。石介极力称誉他的赤胆忠心：“沙碛万里，死生一节。视弼之肤，霜剥风裂。观弼之心，练（炼）金锻铁。” 

“富弼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数十年不见兵革。仁人之言，其利博哉！”宋辽和谈成功四五个月后，西夏元昊派遣使者到宋朝请和。至此，宋、辽、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渐稳定下来。

二

和谈成功，重用富弼的呼声甚高。宋仁宗几次要提拔他，但富弼“死辞不拜”。 

公元1043年，范仲淹被提拔为参知政事，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当上谏官。 

宋仁宗任命富弼为枢密副使前，特意派人向他传话：“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辽故也。”这样，富弼才接受了任命。 

富弼此时正当盛年，又出任要职，“明敏而果锐”“更张之意过范（仲淹）、韩（琦）”。 

宋仁宗急于让宰相辅佐自己实现天下太平，几次下诏督促范仲淹与富弼等提出治国办法。他打开专门用来收藏宋真宗“御制”文集、书法作品的“天章阁”，“给笔札，使书其所欲为者”。 

在宋仁宗的催促下，范仲淹、富弼分别上书分析时弊，提出改革方案。因政见相近，他们的提议中心问题都是整顿吏治。他们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等措施，是要提拔有真才实学的得力人才，提高国家行政机关效率。此外，在军事、财政等方面，他们也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择良将”“重武臣”“使将专权”“明赏罚”“汰冗兵”“宽赋敛”“举屯田”等等。 

富弼遵旨给宋仁宗奏上了“当世之务十余条”及“安边十三策”，主张“以进贤退不肖、止侥幸、去宿弊为本”“欲渐易监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导致“小人始不悦”。 

宋仁宗接受了这些建议，下诏实施“庆历新政”。 

这时候，石介的《庆历圣德诗》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这首诗极力赞颂范仲淹和富弼等人，将那些被撤换的人称为“奸魅”。这一下好似捅了马蜂窝，很多人开始攻击范仲淹、富弼、欧阳修是“朋党”。 

谏官们此时声称侦破了一起谋逆大案，有石介给富弼的亲笔信件为证，信中竟然有废黜宋仁宗之意。石介对此矢口否认。富弼还未来得及辩诬，便遭到夏竦“飞语”诋毁。在此之前，富弼因向宋仁宗进言与西夏交战策略，曾经得罪过主管陕西军政大权的夏竦。 

宋仁宗虽然不信这些谗言，但三人成虎、众口铄金，范仲淹、富弼已无法在朝中立足，先后自请外放。 

对于小人之害，富弼有清醒的认识：“君子与小人并处，其势必不胜。君子不胜，则奉身而退，乐道无闷。小人不胜，则交结构扇，千岐万辙，必胜而后已。迨其得志，遂肆毒于善良，求天下不乱，不可得也。” 

无奈之下，宋仁宗下令废弃改革措施，持续一年多的“庆历新政”以失败而告终。 

离开朝廷后，富弼先后出任地方官长达十年。 

富弼“求宣抚河北”，结果以资政殿学士出知郓州。一年多后，那些谗言没有得到效果。富弼加给事中，移知青州（今山东青州），兼任京东路安抚使。 

公元1046年，王则发动农民起义，齐州（今山东济南）禁兵打算响应。富弼十分忧虑，可齐州禁兵不归他统领。这时，宦官张从训恰好来到青州。于是，富弼暗中让他骑马到齐州发动士卒攻打叛军，结果兵败。这件事本来很隐秘，但富弼立刻上书，弹劾自己所犯专擅之罪，请求处罚。宋仁宗不仅没处罚他，还奖赏了他，被富弼辞谢。 

富弼在青州三年半，勤政爱民，励精图治，深得州民拥戴。 

河北发生大水灾，流散在青州的灾民有五六十万。富弼开仓救灾，动员民众捐献救灾粮，腾借公私房屋十多万间安置灾民。当时守旧派还在寻找诋毁他的借口，有人劝他不要收容这些灾民，万一弄不好，会成为反对派诬蔑的口实。富弼却坚定地说：“我岂能以一己之安危，而弃数十万性命不顾吗？”他组织当地官吏对灾民进行分区管理；劝说本地富户捐献粮食，开仓赈粮，有计划地供应灾民；下令山林坡泽中可供食用的，任凭灾民采集。 

第二年，青州小麦丰收，他下令发给灾民返乡路上用的食物，并从灾民中选拔一万多名青壮年招募当兵。富弼采用的赈灾方法，简便易行，效果很好，各地纷纷效仿。 

宋仁宗得知富弼救灾之事，遣使加以褒扬，任命他为礼部侍郎，被富弼以“此守臣职也”的理由辞谢。 

随着富弼的声望越来越高，公元1055年，宋仁宗将富弼调回中央，担任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任命发表之时，“士大夫相庆于朝，以为朝廷得人，国家之幸”。 

公元1058年，富弼升为昭文馆大学士，韩琦出任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他与韩琦一起颁行不少变革措施，如放开茶禁，让百姓自由交易；均衡各地赋税，宽恤民力等，取得一定成效。欧阳修评价道：“自富弼、韩琦当国以来，十数年间，外自提刑、转运，内则省、府之类，选擢甚精，时亦得人。” 

这时的富弼，“阅历岁月，经涉忧患，始知天下事不可忘有纷更”。任职期间，他“殚力虽劳于负岳，小心更甚于履冰”“守典故，行故事，而傅以公议，无容心于其间。当是时，百官任职，天下无事”。 

公元1061年，富弼由于母亲去世而离职服丧。按惯例，宰相服丧期满后都官复原位。宋仁宗空着职位五次起用他，富弼都没有听从任命。

三

公元1063年，宋英宗赵曙即位，召富弼为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户部尚书。 

宋英宗赵曙登基后，将宋仁宗皇帝的遗留器物，都拿来赏赐给朝廷重臣。众臣叩头感谢领赏之后，一起告退。宋英宗单独把富弼留了下来，额外赏赐他几件器物。富弼叩头谢恩，却不肯接受这些赏赐。 

宋英宗轻描淡写地说：“这些东西不值什么钱，你没有必要推辞呀！”富弼恳切地说：“这些东西虽然很微薄，但关键是额外所赐。大臣不谢绝额外的赏赐，万一将来皇上做出超出体例的事情，凭什么来劝谏呢？”由此，富弼让宋英宗内心里多了几分敬重。 

公元1065年，富弼因足疾请求解职。宋英宗极力挽留，富弼接连上陈二十余道请辞奏疏。 

公元1067年，宋神宗赵顼即位，富弼改任武宁军节度使，进封郑国公。富弼请求罢去节度使之职，宋神宗改授他为尚书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召其入朝。富弼再次以足疾为由推辞。 

公元1068年，调判汝州（今河南汝阳）。宋神宗诏令入朝觐见，允许患病的富弼坐轿到殿门。宋神宗前往内东门的小殿，让富弼的儿子富绍隆从宫门进入，而且命他们不要跪拜，坐下谈话。宋神宗从容地向富弼询问治国之道，富弼说：“人主的喜好和厌恶，不能让人窥测到；能窥测，那样奸人就会逢迎。应当像天监视人一样，善恶都自取，然后进行惩罚奖赏，这样功劳和罪恶都各得其实情。” 

公元1069年，富弼升为司空兼侍中，并获赐上等府第。富弼全部辞谢，改任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王安石变法之初，60多岁的富弼再次被起用为宰相。在富弼看来，王安石新法的很多内容实际上增加了农民负担，因此与王安石有太多分歧，而宋神宗更信任王安石，“弼度不能争”，多次请求辞职。 

宋神宗问谁可以接替他，富弼推荐文彦博，“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 

当年八月，富弼出授武宁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河南府。经富弼请求，改判亳州（今安徽亳州）。 

富弼到亳州任职，拒不执行青苗法，声称“新法，臣所不知”。遭弹劾后，富弼被调到汝州。王安石对此很不满意，认为处理太轻，不能消除推行新法的阻力。不久，富弼上疏请求告老还乡。宋神宗恢复其武宁军节度使及同平章事之职，命他以司空、韩国公之衔致仕。 

虽然退休，但富弼仍有很大的影响力，“朝廷有大利害，知无不言”。宋神宗虽然很少采纳他的意见，却仍对他尊敬有加。当不想同意王安石的一些建议时，宋神宗会说：“富弼手疏称‘老臣无所告诉，但仰屋窃叹’者，即当至矣。” 

宋神宗即位后，“慨然兴大有为之志，思欲问西北二境罪”，想“聚财募士，成其戎捷”。他起用富弼为相，本来想借重他的对外经验，但富弼却告诫他：“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宋神宗顿时“默然”。多年后，朱熹仍认为富弼当初所言的“二十年口不言兵”是“天下至论”。 

公元1082年，宋军遭遇永乐城之败，丧兵20万。宋神宗“中夜得报，起，环榻行，彻旦不寐”，第二天“临朝大恸”。 

富弼年老退休后，长期居于洛阳。司马光和富弼都是“洛阳耆英会”的主要成员，他们诗酒唱和，情深意笃。司马光曾这样客观评价：“富公为人温良宽厚，泛与人语，若无所异同者。及其临大节，正色慷慨，莫之能屈。” 

公元1083年，80岁的富弼在洛阳病逝。司马光在文中写道：“士大夫无远近、识与不识，相见则以言，不相见则以书，更相吊唁，往往垂泣，其得士大夫心也又如此。” 

去世前，富弼“手封遗奏”，让儿子上呈朝廷。这封遗奏“条陈时政之失”，说现在朝中有不少投机钻营的小人，非国家之福，应予以廓清。他更对宋神宗大力倡导的“熙河开边”表示担忧：“天地至仁，宁与羌夷校曲直胜负？愿归其侵地，休兵息民，使关、陕之间，稍遂生理。兼陕西再团保甲，又葺教场，州县奉行，势侔星火，人情惶骇，难以复用，不若寝罢以绥怀之。” 

宋神宗“闻讣震悼，辍视朝三日，发哀于后苑，群臣奉慰，赠太尉，谥文忠”。 

宋哲宗登基后，亲篆碑额“显忠尚德”。一代文豪苏东坡受命为富弼撰写神道碑文，洋洋洒洒近7000字，对富弼的一生予以高度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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