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文字，中国学界研究甲骨文最著名的四位学者是“甲骨四堂”。这四位学者的字或号里面都有一个“堂”字，他们是罗振玉，号雪堂（1866~1940）；王国维，号观堂（1877~1927）；郭沫若，字鼎堂（1892~1978）；董作宾，字彦堂（1895~1963）。

在“甲骨四堂”中，彦堂董作宾是河南人，他早年曾在开封学习和工作过一段时间，是“甲骨四堂”中唯一参加过甲骨文考古发掘的人。

出生在南阳

1895年3月20日，董作宾出生在河南南阳，父亲董士魁是河南省温县人，因家遭灾荒，只身到南阳打工谋生，后来在南阳落下脚来，经营着一家小杂货铺。董作宾6岁时，父亲送他上了私塾，教书先生是一位秀才，很有学问。董作宾聪明好学，从小便打下了扎实的旧学功底。 

1910年，15岁的董作宾进入南阳新式学堂元宗小学堂高级部学习，在这里他接触到先进的科学知识。 

由于董士魁积劳成疾、身心俱疲，就让董作宾休学，回家经营小店铺。董作宾虽然非常想继续在校学习，但不得不遵从父命，休学回家协助父亲经营店铺。在休学的几年里，董作宾一边帮助父亲照管店铺生意，一边仍孜孜不倦地读书学习。 

1915年春，南阳县立师范讲习所招生，董作宾想去报考，他和父亲谈了自己的想法，父亲答应了他的要求。董作宾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被南阳县立师范讲习所录取。 

这时，董士魁病情加重，不幸去世，董作宾再次面临上学和回家经营店铺的选择。在这个关键时刻，其深明大义的母亲毅然决定，再艰难也要让儿子继续上学深造。一年后，董作宾以优异的成绩从南阳县立师范讲习所毕业，被留校任教。 

求学开封、北京，执教京、汴、穗 

1918年，24岁的董作宾离开南阳，到达省城开封，得以在省内著名学者指导下读书学习。不久，董作宾考入河南省育才馆学习。1919年冬，董作宾在河南省育才馆毕业后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留在开封，创办了报纸《新豫日报》，他担任编辑和校对。在开封的这4年是董作宾在学习道路上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在这里，他的学问、写作、社会交往能力都得到极大的提高，为以后攀登甲骨文研究的高峰打下了基础。 

1922年冬，董作宾离开开封，到了北京，进入北京大学学习。那时的北京大学是中国新文化的中心，大师云集，学习氛围很浓。27岁的董作宾一边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旁听，一边当家庭教师，还为大学教授办的杂志担任校对、发行等工作。在大师们的教育下，董作宾的学问得到突飞猛进的提高。1923年，他考取了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的研究生，选取了民歌民俗和方言的研究方向，成为蔡元培等大师的学生。同时，他还兼任杂志主编或编校，半工半读，坚持学习。董作宾的努力没有白费，第二年，他升任国学门研究所的助教。 

1926年董作宾回到开封，被聘为中州大学（河南大学前身）文学院教授，讲授语言学和史学两门课程，同时兼任河南省北仓女子中学（今河南大学附属中学）语文教员。他渊博的知识、生动的讲解深得学生们的欢迎。董作宾的大女儿董愚纫从这时开始，也在开封北仓女中读书。董愚纫思想进步，在北仓女中加入了共青团，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后来她在北京上大学时是共产党地下组织交通员，1938年奔赴延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这次董作宾在开封只待了一年，1927年，他又北上北京、南下广州，先后应聘在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大学任教，后因母亲患病，他回到家乡南阳，在南阳第五中学教语文。 

参与并主持甲骨文发掘工作 

1927年年底，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成立，著名学者蔡元培任院长，次年10月，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成立，由傅斯年任所长。中研院史语所成立之初，就面临一个艰巨的任务，这就是安阳小屯村的甲骨文发掘研究工作。 

这时的安阳，战争刚过不久，社会呈现出混乱状态，甲骨乱挖乱卖无人管理。这些珍贵的文物及发掘现场有流失和被严重破坏的危险，急需政府及科研部门负责管理并有序开展甲骨文发掘研究工作。北京大学考古系研究室主任马衡教授和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推荐董作宾负责安阳小屯村的甲骨文发掘工作，得到了中研院院长蔡元培的批准。之所以推荐董作宾，是因为他们了解董作宾的水平和能力，又因为董作宾是河南人，和河南官方及当地工作人员联系起来比较方便。董作宾被特聘为史语所编辑兼通讯员，先期到河南安阳进行实地调查，以便开展后续工作。这时董作宾在南阳五中的教学工作已告一段落，他母亲的身体也有好转，于是接受了这项工作，并为之奋斗了一生。 

1928年8月，董作宾来到安阳了解了甲骨文市场的情况，又到小屯村等甲骨文出土现场进行详细走访调查，写出一份考察报告，说明了安阳小屯村等地仍有未出土之甲骨遗存，急需科学抢救发掘。傅斯年看到报告，决定立即在安阳小屯村开展甲骨文的发掘工作，并任命董作宾为发掘工作负责人。 

在安阳开展甲骨文发掘工作，首先要做好河南省政府和当地文化界的工作，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董作宾到河南省会开封，拜访了河南省建设厅厅长张钫、教育厅厅长查良钊等人士，多方做工作。中研院院长蔡元培给河南省主席冯玉祥写信，介绍了安阳甲骨文发掘的重要意义，得到了冯玉祥的支持。河南省政府同意了中研院史语所的发掘计划，并派出省政府和教育厅人员进行协助。 

1928年10月13日，董作宾主持的第一次甲骨发掘工作正式开始，经过18天的紧张工作，第一次发掘于10月30日结束，董作宾写出了试掘报告。这次发掘获取了大量甲骨文实物及其他文物，证明了安阳地下仍有大量的甲骨，为以后的发掘工作积累了经验。 

1928年年底，史语所任命李济为史语所考古组组长。李济是一位留学美国的考古学家，有着丰富的现代科学考古知识。从此，李济与董作宾密切配合、取长补短，共同领导安阳的甲骨文发掘工作。从1928年年底到1934年春，董作宾和李济主持了殷墟第二次到第九次发掘，在这几年中，他们克服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的队伍也得到扩大，增加了许多有生力量，梁思永（梁启超的长子）、郭宝钧等学者参加进来，河南大学选派的学生刘燿（尹达）、石璋如等人也参加了发掘工作。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我国考古学和甲骨文研究的专家。后来董作宾把安阳的发掘工作交给了这些人，自己则专心进行甲骨文研究。 

从1934年到1937年6月，中研院史语所又对安阳殷墟开展了7次发掘，前后一共进行15次发掘，获取了大量的甲骨和其他珍贵文物。1937年7月7日，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史语所的发掘工作被迫中断。而我国再次在安阳开展有组织的科学发掘工作，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事了。 

抗日战争中，史语所辗转迁往四川省宜宾市李庄，董作宾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进行着甲骨文研究。抗日战争胜利后，史语所迁回南京。1948年年底，史语所携带其文物藏品及资料整体搬迁到台湾，董作宾跟着去了，他在台湾继续进行甲骨文研究。1963年11月22日，董作宾病逝于台湾，终年68岁。 

对甲骨文研究的贡献 

我国著名的甲骨文学者唐兰先生对“甲骨四堂”在甲骨学方面的成就有四句名评，他说：“雪堂导夫前路，观堂继以考古，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词例。”由此可见，董作宾在甲骨学方面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 

董作宾领导并参与了最早的甲骨科学发掘工作，他对发掘出来的甲骨亲自进行清理、描摹和整理，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凭着深厚的文史底蕴、过人的思辨能力和废寝忘食的深入研究，他发现了许多前人不了解的甲骨文上的密码，为甲骨学的发展开辟了新路。 

董作宾对商代甲骨占卜、书契的方法及程序进行了研究，确定了甲骨文的文例、字例和书契方法，成为以后学者识读甲骨文的标准。董作宾发现了甲骨文上记载的“贞人”（负责主持占卜的人员）之名，据此可以断定该甲骨文的年代。这是甲骨文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 

1933年，董作宾完成了甲骨学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甲骨文分期断代的十项标准，将甲骨文划分为五个时期。这部著作成为几代甲骨文学者的基本入门教科书。 

1945年4月，董作宾的又一部重要著作《殷历谱》出版，他运用甲骨文的研究成果，解决了殷代历法及记年的难题。该书一出版就在中外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影响，很多著名学者纷纷致书董作宾表示祝贺。 

董作宾的甲骨文研究著作还有很多，他以毕生的心血研究甲骨文，成果丰硕、影响深远，不愧为一代大家，是一位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