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记者岳蔚敏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所谓“诗言志，词言情”，宋词里的深情最是动人。词是如何起源的？词为什么到了宋朝尤为兴盛？3月18日下午，2023《开图讲坛》名家系列公益讲座第二场开讲。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温州大学瓯江特聘教授，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诸葛忆兵为听众带来了两个小时的精彩讲座，带领大家走进宋词的文化世界，感受宋词独有的文学魅力。

词之兴起与定义

或许你看过热门电视剧《清平乐》《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或许你看过经典电视剧《水浒传》《少年包青天》……这些影视剧，无一例外讲的都是宋朝的故事。可是真正能表现宋朝的，让人们了解宋朝的，却不是这些后人创作出来的影视剧，而是跃然于纸上的长短句（北宋时期，长短句是词的本名；宋代以后，长短句是词的别名）。

宋词是我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以其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神韵，与唐诗并称“双绝”。八朝古都的开封，是宋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宋词的“老家”。正是因为有了开封作为北宋都城长达168年的博大、繁华、富足，才促使宋词走向高峰并空前繁荣，从而被清代著名学者王国维称为宋代文学代表，与唐诗、元曲三足鼎立。

词是诗的一种别体，萌芽于南朝，是隋唐时期兴起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是配合酒宴之间流行的音乐歌唱（燕乐）的歌词。为何称之为燕乐？诸葛忆兵说，这来自于北宋沈括的分法，他在《梦溪笔谈》中将唐以前音乐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音乐是雅乐，第二阶段是汉乐府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南北朝之际传入中原、隋唐之际兴起的燕乐（也称宴乐），是一种全新的流行于歌舞酒宴之间的音乐。 

“魏晋南北朝时期至隋唐五代，中原音乐逐渐走向僵化，主要原因是儒家认为音乐可以起到调和社会的作用，音乐在儒家系统中负担起社会教育的使命，失去了娱乐性和消费性，变得越来越庄重、严肃。”诸葛忆兵说，今天人们听音乐首先是消遣，在儒家的系统中，音乐的这个社会教育功用被排斥了；另一个原因在于，欣赏音乐是审美活动的一种，审美活动具有喜新厌旧的特性，一种旧的音乐，不可能让人长期喜欢下去。在今天，流行是不断被淘汰的。古人也是如此，在音乐的欣赏上，人们喜新厌旧，需要新的形式刺激感官。总而言之，由于古典音乐的僵化以及人们对新音乐的追求，造成了新音乐的形成。此外，南北朝以来民族大融合，带来了民族文化的大融合，新音乐也是文化融合的结果。新音乐来自外域，包括周边少数民族和外国，如我国的甘肃、新疆、云南以及域外的越南、印度。大量的音乐是从西北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原的，得到了中原人士的欢迎。外来音乐并不都适合歌舞酒宴之间歌唱，如《敕勒川》，燕乐的形成是有意选择了轻松、活泼的娱乐性音乐的结果。 

词的三个基本特点 

宋词可以说是一杯杯令人沉醉的美酒佳酿，它们三五成句，四六怡情，让人思绪万千、爱不忍释——有晏殊“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淡淡哀伤，有欧阳修“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的爱情自白，有柳永“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无悔相思，有苏轼“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诚挚祝福，还有辛弃疾“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突发狂喜…… 

“尽管宋词有很多的意境表达，但词的内容主要还是男女情感，这样的特点是怎么形成的呢？”诸葛忆兵说，通常说“诗言志，词言情”，“情”特指男女之情。词是配合燕乐这种音乐兴盛起来的，可以说是歌词，主要流传在酒宴之间。人在不同的时间段有不同的需求，但在儒家教化作用下，文学几乎没有娱乐性，而周边少数民族的音乐是多种多样的，他们的音乐是娱乐的、活泼的。燕乐是酒会上十七八个女子唱的音乐，偏重风花雪月。因此，词的传播场所、歌唱者身份、功能作用这3个方面决定了词的特点，也就是多写男女情感。 

燕乐是在隋唐之际形成的，而晚唐、五代是词创作的第一次兴盛期，这中间隔了300年。其中原因是词的特点和儒家所说的为政治社会服务背道而驰，文人没有参与词的写作。唐朝的民歌在《敦煌曲子词》中有100多首，但创作比较粗糙。没有文人的参与，词在民间是繁荣不了的。中唐时，文人加入了词的创作队伍，诸如《忆江南》《渔歌子》，但不写男女情爱，词就不可能得到繁荣。张炎《词源》：“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于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词写情才是正宗。有名的故事就是苏轼问歌者：“我词何如柳七（柳永）？”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 

诸葛忆兵说，只有在中晚唐这样一个社会享乐成风、道德价值体系相对崩溃的时代，歌词才能找到适宜的土壤，迅速生长。晚唐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皇帝骄奢华靡，文人开始进入一种纵情享乐年代。文人在纵情享乐之时，又解除了道德规范的束缚，艳词创作如雨后春笋般遍地生长，至此，艳词迎来了第一个黄金创作期。“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词人在这种全新的文体中尽情叙说自己的情爱体验，表露自己的情爱欲望，“花间”创作风气弥漫了整个时代。 

诸葛忆兵说，词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每首词都有一个表示音乐性的词调。一般来说，语调不是一个词的标题，它只能看作一个词汇表。在宋代，为了表现词义，一些诗人经常在词调下加上一个题名，用“·”把词牌与题名分开，或写一个小序。各个词调都是“调有定格，句有定数，字有定声”，并且各不相同。第二个特点是词一般都分两段（叫作上、下片或上、下阕），极少有不分段或分两阕（片）以上的。有些词只分成一段，叫作单调；有些词分成两段，叫作双音；有些词分成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第三个特点是一般词调的字数和句子的长短都是固定的，有一定的格式，一般上、下阕（片）像对联一样相对。 

词牌与词调之分类 

近体诗是唐朝发展起来的，讲究声律，也讲究平仄格律，与词相近。但是，词与诗形式上存在区别。 

“诗可分为律诗、绝句两大类，有七绝、七律和五绝、五律等，每首诗有它的题目。词很不一样。每一首词有与之配合的乐曲，今天称为‘词牌’，每一种词共用一个词牌。词牌是音乐的乐曲名。”诸葛忆兵说，“词牌的名字，最初是和歌曲的内容相一致的。如《念奴娇》，念奴娇是唐玄宗时期一个走红的歌伎，其最开始是写这个歌伎如何漂亮，如何走红。又如白居易的《忆江南》，内容与词牌一致。唐朝时期，词的内容与词牌名大体一致，后来逐渐演变为词牌的名字只是乐曲的符号象征，与内容越来越远，所以有专家说‘唐词多援题，而后渐远’。” 

诸葛忆兵说，小令《浣溪沙》最初写的是西施浣纱，《寿楼春》这个词牌显然是写为人祝寿的，但宋人甚至有人拿来写悼亡，可见后期词的创作已经偏离了词牌，词牌只是一种乐曲符号。因此，北宋时期，词是没有小序的，后来发现要加上序言，解释自己的创作理由，如苏轼的《水调歌头》，要写出主题——中秋喝酒，想念弟弟。北宋词的序言，内容包括伤秋、怀别等，往往不是词人自作的，而是后人选词时加入的。 

关于词调的分类，诸葛忆兵说，词调分为小令、中令、长调，这是按照字数来排列的，便于歌女演唱，是点歌用的。到了明末，毛先舒《填词名解》教导人们如何填词，对小令、中令、长调以字数作了明确划分。但是明末清初时期的万树对毛先舒加以驳斥，认为在歌唱中相同的词牌字数会有不同，并非特别严格。宋词是拿来歌唱的，不能以字数划分。宋人根据音乐来划分词，将词分为令、引、近、慢四大类：令，是配合酒令演唱的；引，是某一乐章的开头一段，即“凤头”；近，是从大曲中摘引的“摘遍”，是大型乐曲中情感变化最复杂的一段；慢，是曲拍缓慢、调子长的词。 

诸葛忆兵最后说道，词的再度繁荣与宋代特殊的国家政策有关系。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将一切大权都收归中央，其他方面对官员相对宽容，鼓励大臣“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史·石守信传》）。据考证，宋代官俸比汉代增加近10倍（详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人们熟知的许多宋代文人都是有许多田产和家妓的。因此，享乐之风逐渐盛行。宋代社会的享乐风气，继续为歌词的繁荣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到了宋代，道德价值体系虽然得以重建，但是唐末五代以来以歌词写艳情的创作传统已经形成，千百年来文人被压抑、被扭曲的情爱心理在这里找到了比较自由的表现天地，成就了“宋词”这一灿烂夺目的文化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