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记者屈艳枝 卢浩然 康冀楠
作为已有4100多年建城史的古都，开封文化底蕴深厚。文化是开封最厚实的家底，也是这座城市的灵魂。在开封，随便捡起一块古砖，仔细看看，便能寻找到一段历史；随便捧起一片旧瓦，认真品读，就是半部中原文明印记。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刘占锋认为，在历史文化资源方面，开封市有三大优势。一是起源文化，这里是华夏文明起源核心区。二是顶峰文化，这里是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顶峰——北宋的国都。三是黄河精神地标，这里是黄河文化之魂——黄河精神发祥地的核心区域。
中华传统文化光耀世界，那么多的历史故事，那么多的历史人物，是怎样流传至今的？答案是因为有汉字。汉字是当今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也是唯一延续至今的象形文字，还是中华文化传承和弘扬的基本要素。
在汉字历史上，人们铭记着仓颉。仓颉被称为“人文始祖”“文字始祖”“造字圣人”，他所造的象形文字，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源的始点和传承之基。在我市柳园口乡的黄河大堤旁，一座高约4米椭圆形土丘非常显眼，立在半腰的一块黑色墓碑告诉人们，这座墓塚的主人就是仓颉。
史料证明，仓颉是在开封造的字。南宋罗泌《路史》所引《禅通记》称“仓颉居阳武而葬利乡”“浚义（仪）即春秋之阳武高阳乡也，或曰利乡”。而浚仪是开封的别名，西汉时期在开封设浚仪县。汉代司马迁记载阳武（今原阳东南14公里处）东南高阳乡或利乡，也就是开封之地。与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明代《汴京遗事》中关于仓王墓、造字台的记载相吻合。
文字的出现，是人类文明最重要、最核心的标志。仓颉发明文字，使得远古先民从蒙昧时代进入到文明社会。作为中华文明标志之一的古汉字，最早在黄河流域中原大地上孕育、成熟并被世代传承。
在南梁时期，从尉氏县走出一位留名千古的目录学家阮孝绪。阮孝绪曾广泛搜集宋、齐以来王公捂绅所藏图书的目录及遗文隐记，把当时4万余卷图书分为经典、记传、子兵、文集、术伎、佛法、仙道7个部类，撰成《七录》。这部著作在一定程度上总结了前代目录学的成就，成了《隋书·经籍志》的重要依据。虽然《七录》一书已经遗失，但《七录·序》载于道宣所著《广弘明集》中，从而得以保存，成为研究中国目录学的一篇重要文献。
当历史的车轮来到北宋时期，开封成为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城市。北宋在传承历代文化的基础上开拓演进，形成了造极一时的“宋文化”，以光辉灿烂的精神文明彪炳史册、驰誉寰宇。南宋朱熹曾言：“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近代学者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开封作为北宋都城所在地，更是汉字体系成熟的核心区域，有着独特的宋文化优势。宋体字的雏形源于宋代的雕版印刷，而毕昇的活字印刷术又使之插上了快速传播和普及的翅膀。北宋学者沈括在其《梦溪笔谈》中曾详细记载了毕昇活字印刷的发明经过和工艺技术，所谓“横平竖直，横轻竖重，字形方正，笔画匀称”，宋体字在现行所有使用字体中的权威地位至今仍不可撼动。
仓颉文化也兴盛于北宋，与宋文化密切相关。北宋时期，对仓颉的纪念和祭祀活动上升为官方行为。宋太宗和宋徽宗两任皇帝，先后将28字的《仓颉书》收入《淳化秘阁法帖》和《大观太清楼帖》两个皇家官刻丛帖，使之得以传世，同时也开创了中国书法史的先河。
宋代文化之所以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这与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开拓是分不开的。北宋在都城开封编了四大类书，分别是《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其中，《太平广记》收稗官野史、小说笔记多达475种，很多书早已失传、残缺，赖此书得以保存，至今仍是我们研究小说史的重要资料。《文苑英华》上续《文选》，广收南朝梁末至唐代的诗文，张说、李商隐等的很多诗文均赖此书保存，是清人编《全唐诗》和《全唐文》的重要资料来源。《太平御览》引书更多至1690种，保存了大量古籍佚文。
进入信息时代之后，开封人刘占锋及其团队以其《中华语汇通检》丛书、《中华诗典·黄河卷》《成语通检词典》等类编典籍被季羡林、张岱年等著名学者称赞“功德无量”，以其中华文化精要主题化精准检索平台的构建受到社会各界关注，以编纂《中华传统文化精要集成》的大量基础性工作，率先扛起了新时代修典的大旗。
开封作为黄河文化的发祥地和华夏文明核心区，做好黄河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弘扬义不容辞。
几千年来，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深深融入开封人的基因之中，这也让开封人深深热爱脚下的这片土地，有着传承中华文化、弘扬中华文化的自觉担当。如今的开封，历史文明与现代文明更是交相辉映，迸发出绚丽的光彩。
八朝古都开封，也是河南这座文化高地的重要一极。河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核心区域。长期以来，河南始终坚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力量，激发人民群众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作出应有贡献。
河南是汉字发源地，具有丰富的汉字文化资源和悠久的汉字研究传统。截至目前，可以释读的最早文献是商晚期的殷墟甲骨文，这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被称为“字圣”，也是河南人。《说文解字》保留了小篆和大量的古文和籀文，为甲骨文和金文的考释搭建了桥梁，其以部首为线索的编纂体例，不仅开创了新的字典编纂方法，也很好地将汉字结构规律体现了出来。
当人类社会进入到信息时代，河南人王永民发明的五笔字型输入法，引发了汉字输入技术的第一次革命，在汉字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使汉字在电脑涌进中国的时候没有被判“死刑”，促进了汉字的信息化发展。
“作为世界上唯一延续了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文化，积淀了中国历代先哲先贤的先进思想和智慧理念，全面记录了炎黄子孙在历史长河中丰富的社会实践，堪称是一座含金量极其丰厚、规模极其惊人的资源宝藏。对这些资源进行整理收藏和开发利用，是我们文化传承的两条主线。”北京大学教授、文献目录学家王锦贵介绍说，宋代之前，整理收藏往往是学者个人行为，国家重视的是藏用一体、重在利用。到了宋代，大型传统文献的编纂开始由藏用一体转为丛书、类书两大部分。类书、丛书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既是文化发展与繁荣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华传承数千年的文化传统。这些珍稀资源虽然饱经天灾人祸，散佚失传不计其数，但我们只要认真加以开发与利用，仍然可以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力量。
对于编纂一部兼具权威性、普及性的中华传统文化大典，王锦贵认为，新时代修典重在“修”，而不是简单的文献汇集。“修”的本质是根据时代需要对文化资源的重组与改造。新时代修典的目的，与历史上的修典有着本质的不同。新时代修典应通过重组与改造，在保证资源体系完整的基础上，形成一个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众化普及，具有新的时代特点的中华文化资源总库及其便捷高效的精准检索平台。
“新时代修撰中华传统文化大典，要重视创造性转化。”王锦贵表示，我们的传统文献，除了屈指可数的类书外，绝大部分都是自成体系的“大而全”“小而全”的独立单元，像星星点点的孤岛，体现不出知识的关联。而当前快节奏的现代社会生活使人们无暇通读巨著全文。创造性转化就必须根据这个时代特点，对传统文献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改造，并按照新的时代要求对其原有文化结构进行分析、重构，进而形成主题更加集中、层次更加分明的文化体系，通过强大的互联网检索平台，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释放强大的文化资源力量。
人类社会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带来对原有知识的再“生产”。一方面要利用新的技术对原有文化的存在方式进行再改造，另一方面要根据社会发展需要通过“校注”再行“解读”，其目的都是要使文化适应新的时代。新时代中华文化由精英化走向大众化，就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化整为零”式重构，实现文化资源的精华化、主题化、优质化。
早在清代，目录学已成为显学。民国时期，出版了第一部索引研究专著，设立了第一个索引编纂机构。改革开放之后，正式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大型文献标引工具书《中国分类主题词表》。进入新世纪，随着中文搜索引擎的创建，网络传播逐步成为最便捷高效、最具广泛参与性的文化建设手段。然而经过20多年的发展，现行搜索引擎的局限性已经凸显出来。因此，创建一个适应当代深层次文化资源需要并能精准检索的新型平台迫在眉睫。
王锦贵介绍说，刘占锋及其团队长期以来所研究的正是当代社会及长远未来迫切需要的、能够精准检索传统文化资源的新型平台。他们参考《太平御览》《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型类书结构，形成一套具有新的时代特点的类目体系框架，并据此将传统文献中的文化要素通过机器无法取代的方法进行遴选、归类，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结构性重组，同时积极吸纳“机器学习”等最新科技，打造中华文化古今概念对接转换系统，最终形成以要素为单位、以类别体系为框架的新的传统文化资源智能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就像一部巨型类书，但已不再是古代类书所推崇的‘天地人’事物结构，而是按照新时代的特点，依据当代人的学习应用习惯，按照文化要素构建新的类别体系，如典故、句子、诗词、观点、人物、事件、教训、逸闻等。”王锦贵说，每个版块中又按义类分为三到四个层级，人们可以在各版块逐级检索到系统化、批量化的相关资源，以便分析、比较、选用。此外，通过古今概念对接转化系统，可以检索到那些古今意同而词不同的知识，保障检索结果的全面性、完整性。与现行搜索方式相比，这种设计更有利于传统文化的精准检索，更有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基于刘占锋及其团队长期以来研究出的成果，许多业内专家学者建议，适时启动中华文化重构工程项目。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光明日报原副总编辑赵德润一直关注着这个项目的发展。他说，启动中华文化重构工程是推进中华文化的大众化普及和国际化传播的重要举措，其基本任务是通过新时代中华文化传承传播规律研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完成一部兼具权威性、普及性的中华传统文化大典的编纂与出版。
赵德润说，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人民群众掌握文化的新时代，在项目推动过程中，要做到资源的大众化积累、编校的大众化参与、传播的大众化分享。通过修典，实现文化要素全方位主题化检索、批量化供给。这是新时代修典与传统修典的根本区别。
该项目所带来的文化产业发展，也被诸多专家学者所看好。他们认为，正因为它的“大众化”，又使它成为一项检索平台与修典相辅相成、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完美结合的系统工程，预示着一个巨大文化产业的喷薄欲出。在这个过程中，组建中华文化类编中心、主题化出版中心，构建中华文化精要主题化文化资源数据库，建设中华文化主题化批量化检索平台，打造能够适应信息时代需求的中华文化供给体系，为中华文化的大众化普及和国际化传播服务。如着力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指导的影视、动漫、电游等文化新业态的主题化开发和其他主题化文化活动开发，等等，在知识付费产业方兴未艾的大形势下，从读者需求的广泛性、内容的权威性、检索方式的唯一性等方面看，这一平台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在中华文化主题化开发方面。该项目的数据库研发目的，是用中华优秀文化占领以高科技为载体的文化新业态。其要素化、主题化结构和数字化、智能化功能可以衍生出无数更加适合当代人们学习阅读的文化产品，实现一次原创，多重开发。例如，可以与影视、动漫和网络游戏公司合作，开发以中华文化故事为主题的影视、动漫、游戏产品。还可创办主题文化系列节目，打造深入民间的中国文化品牌。
中华文化重构工程项目的本质是对传统文化的解构重构，属于创造性改造，其产品享有合法的知识产权。该项目数据库体系架构的独特性，可以根据读者需求实现内容重组，出版纸质、电子或者网络的图书，有助于打造新的知识传播体系，开展版权贸易，重塑出版形态，推动传统出版业的产业化升级，并推进中华文化主题化国际化传播。
他们希望看到开封在新时代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传播作出特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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