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与其他文明古国相比，中华文明的同一性与延续性不仅通过一次次考古发现得到证实，而且通过历朝历代的文献记载得到了证实。 

在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华大地上涌现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心学、理学等众多学术流派，诞生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小说等各样文学作品，产生了琴棋书画、剪纸、雕刻、陶艺、木偶戏、杂技、变脸、戏曲等民间艺术形式。这些文化形态所呈现的思想精华和精神基因已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历经几千年的风霜依然挺立、枝叶繁茂，也是新时代文化自信之根、精神价值之源。 

今年，是陈国桢第26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参会。作为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和熏陶的全国著名书画家，这次履职他更加感到肩上责任之重。陈国桢告诉记者，对这些资源进行整理收藏和开发利用，是中华文化传承历久不衰的两条主线。宋代之前，整理收藏往往是学者个人行为，国家重视的是藏用一体、既藏又用。这主要体现在分类编纂的类书上。 

我国古代的第一部类书当推曹魏时期的《皇览》。《皇览》是三国魏文帝时期由桓范、刘劭、王象、韦诞、缪袭等人奉敕所撰，撰集经传，分门别类，共40余部、800余万字。自《皇览》开始，类书历朝历代都有编纂，蔚为大观。每逢盛世，国家都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组织编纂类书大典。到了宋代，在太宗、真宗、孝宗三位皇帝下诏编纂完成《太平御览》等四部类书之后，南宋俞鼎孙和俞经编写的丛书之祖《儒学警悟》亦应时而起，由此开创了我国大型传统文献丛书与类书并驾齐驱的局面。修典由此转为丛书、类书两大部类。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占锋介绍说，大型丛书的繁荣，使版本林立、文字千差万别的传统文献得以正本清源，反过来又为类书的编纂提供了较权威的资源保障。可以说，明代两万多卷的《永乐大典》、清代一万卷的《古今图书集成》使类书的编纂达到顶峰；而丛书也有了集大成者——清代的《四库全书》。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典籍的整理及其当代价值的发掘。从最初每年整理出版不足30种，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的400种左右。改革开放以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更加繁荣兴盛，每年平均出版古籍整理图书1800种。70多年来，文学、语言文字、文化艺术、历史、地理、哲学、宗教、科学技术等领域重要古籍皆有系统整理。 

类书、丛书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既是文化发展与繁荣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华传承数千年的文化传统。这些珍稀的文化资源虽然历经天灾人祸，散佚失传不计其数，但只要认真加以开发利用，仍然可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力量。 

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人民群众掌握文化知识的新时代。编纂一部兼具权威性和普及性的中华传统文化大典，为人民大众提供便于学习和运用的文化资源已经是大势所趋。

人类社会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带来对原有知识的精加工，并深刻影响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正是东汉蔡伦造纸术和北宋毕昇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中华文化的整理收藏和开发利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历史上的修典强调藏用并重、重在利用，便于人们学习和使用的类书编纂很受重视。然而，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漫长时期，即便国家重视藏用一体，客观上仍然是以藏为主，辅以用之。而所谓“用”，也是为统治阶级、士大夫阶层少数人所用，根本不可能用于普及。以规模宏大的《永乐大典》为例，只是手抄了正副本。而《初学记》，居然是唐玄宗为方便儿子们作文时便于检查事类下令编纂的。这虽有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的原因，更有统治阶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本性使然。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推行的简化字、群众性扫盲运动等是文化大众化普及的发端。囿于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的局限，文化的普及大多止步于初等文化层次，属于较高文化层次的文化典籍则很少涉及。典籍整理也大多为注疏、校勘、考证、评论、辑佚、增补等，而主要体现开发利用功能的类书整理则黯然失色、乏善可陈，对于如何使之适应信息时代的传承传播问题更是少有问津。这些成果最终因其不具有大众化条件而大多被封存于象牙塔之中，很难进入寻常百姓家。 

如果说古代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推动了中华文化的“集零为整”，铺设了一条大规模整理收藏文献之路，那么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则为我们强化开发利用功能提供了技术支撑。 

利用信息技术对文化资源解构重构，使亿万文化要素从一个个“大部头”中解放出来，并按照当代思考习惯，绘制出鲜明的主题检索“路线图”，让人民大众可以随时按图索骥。这应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对此，陈国桢建议，把新时代修典作为一项国家工程来推进。他表示，新时代修典是一个与时俱进、创新创造的过程，关键是具有当代特点的类别体系的建立和对文化要素的提炼。虽然类编典籍因其便于学用一直是修典的主流，但其编纂体例已不再适应当今人们的思考习惯。对于文化要素的提炼，由于古今词语内涵存在反差，同一语句，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语境之下会有不同含义，这一过程人工智能尚无法替代人工甄别。所以，无论是编纂队伍的组建，还是物力财力的支持，都需要作为国家工程推进。 

“当前，由于学术评价体系长期重学术轻普及，研究类编的学者较少。对其研究较深、成果颇丰的要数当代类编学者刘占锋依托高等院校形成的团队。”陈国桢说，刘占锋编纂的“中华语汇通检”丛书被季羡林、张岱年等著名学者称赞“功德无量”。此外，蕴含大量创新成果、实现音序编排辅以任意字检索和类别检索的《成语通检词典》已由中华书局出版。刘占锋编纂的《中华诗典·黄河卷》被著名学者、北大教授谢冕称其为“新中国第一套大型类编诗歌典籍”。为了修典工作的顺利进行，建议将刘占锋团队的研究探索作为新时代修典试点完善工作方案，由有关研究机构加强学术指导、充实专家团队、提高编纂水平，力争走出一条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传播新路子。

“新时代修典不是简单的文献汇集，重在‘修’字，在创造性转化。”陈国桢认为，新时代修典关键在于创造性转化，需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打造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有利于党和国家与人民意志相统一、有利于大众化普及和传承的深化、具有新时代特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集成。 

“新时代修典应是一个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过程。”陈国桢告诉记者，由于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学习时间碎片化，面对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当前人们的普遍需求不再是读原著看论证，而是掌握充分的言简意赅的文化精要。然而我们能够提供的文化资源虽有诸多体量庞大、内容宏富、集大成式的传世文献，但因多为注疏、校勘、考证、评论等，而体现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成语、典故、名言、例证等则被淹没在推导论证或长篇叙述之中。现在需要将它们遴选出来成为独立单元、赋予代码，进入互联网络。这个遴选过程就是我们对文化资源解构重构的过程。 

“新时代修典应是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要主题化供给体系的过程。”陈国桢说，当前社会分工的细化正在推动各个领域的细分细化，人们的文化追求愈来愈多样化，对知识的掌握亦正在由泛泛涉猎向按主题深入了解转变。现有的《中国分类主题词表》和关键词搜索方式都无法实现检索结果的主题化批量化，导致知识碎片化问题逐渐凸显。这样，通过修典再造一个主题明确、层次分明、要素集中的新的思想文化体系和主题化供给平台就显得更为迫切。

新时代修典，不仅在内容选取、体例设置等方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其整个编纂工作都与传统编纂方式有着本质区别。大众参与、系统思维、综合利用应是其基本特点。 

各奋愚公之愿，即可移山；共怀精卫之心，不难填海。陈国桢说，新时代修典需要大众参与、系统思维、综合利用。“大众参与，即资源大众化积累、编校大众化参与、成果大众化分享。”他表示，广大民众作为“用”的一方，对于内容的选择、体例的设置都可能有与专家学者不同的看法与要求。他们参与其中，能够使我们避免编用脱节，少走弯路。 

系统思维，是指把修典作为综合性文化建设工程来做，而不能仅仅看成一个独立的图书编纂活动。陈国桢说，通过解构重构，可以使文化资源变成一块神奇的魔方，根据时势发展和读者需要随时组织与之相适应的主题文化。出版业也可以借此迅速扭转千年不变的“大而全”“小而全”一统天下的出版格局，另辟一个能够体现当代需求的以要素为基点的主题化出版体系。文化活动也可以一改浅层次的记忆力比拼，实现主题明确、层层递进，既可逐步深入，又能有序延展的系列活动。特别是国外广大的普通读者学习中华文化，更需要直截了当的思想观点、文化精华和各种例证。如果按照不同的主题组合不同读物，实现多语种、多介质出版，就可以高效推进中华文化深入传承和国际化传播，极大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 

综合利用，是指新时代修典是一个一举多用、边编边用、综合利用的系统工程，可以由此构建一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要主题化供给体系。这个体系可以包括中华文化精要主题化检索供应平台、与高新科技深度融合的创新平台、主题文化系列节目的资源提供平台，可以随时把修典的阶段性成果实现大众化分享。 

在记者的采访中，许多专家学者都详细阐述了新时代修典的历史性意义。尤其是对于致力于建设文化强省的河南和高水平建设世界历史文化名都的开封而言，修典的重要性和带来的各方面效益不言而喻。 

河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中，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3000多年，先后有20多个朝代在这里建都，中国八大古都中河南有4个，普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数量居全国第二，文化资源极为丰富，文化底蕴十分厚重。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河南不仅应有更强的文化自信，还应有更高的历史自觉、更大的历史担当、更多的历史作为，要持续大力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守正创新，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用璀璨文化之光照亮现代化河南建设之路。 

“它背靠一条黄河，脚踏一个宋代，像一位已不显赫的贵族，眉眼间仍然器宇非凡。”这是著名学者余秋雨笔下的开封。在中国历史上，宋代不是国力最强的朝代，但却是封建社会文化的顶峰。无论文化人才还是文化成果，宋代在文化领域的成就可以和历史上任何时代媲美。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著名学者王国维特别推崇宋文化，尤其是宋代思想文化的价值。在《宋代之金石学》中，他开篇就说：“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历史学家、国学宗师钱穆曾提出“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的著名论断。 

刘占锋告诉记者，开封是北宋王朝的国都。在这块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地上，诞生了《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太平广记》《文苑英华》这四部闪耀千古的类书。修典不仅可以进一步提升开封的城市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在产业发展等方面也能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 

“盛世修典是新时代的伟大使命。”陈国桢坦言，此项庞大文化工程如果能够顺利启动，将是国家之荣光、民族之荣光、时代之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