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称彝山书院

道光八年（1828年），开封城又诞生了一所书院，名曰彝山书院，由开封府知府栗毓美、祥符县知县刘荫棠创办。书院的命名很令人好奇：该书院何以称彝山？

开封古代有夷山、夷门，今有夷山大街。关于夷山和夷门，《词源》注：“夷门，山名，一称夷山，因山势平夷而名。在今河南开封市内东北隅，战国魏大梁城之东门称夷门，因山为名。”这个注解表明，夷门即夷山，夷门既为山，也为门。

而《辞海》的注解是这样的：“夷门，开封市的别称，本战国魏都大梁城东门，在今开封城内东北隅，以在夷山之上得名。后人遂以夷门指开封。”这表明，夷门之名是因夷山而来，但与夷山又不是一回事。

“琪树明霞五凤楼，夷门自古帝王州”，金代李汾《汴梁杂诗》中的这一诗句表明，夷门作为开封的别称无疑。而《词源》关于夷山因山势平夷而名的说法也似乎正确。对此李濂《汴京遗迹志》载：“夷山，在里城内安远门之东，以山之平夷而得名也。”朱元璋之孙周宪王朱有燉的《夷山夕照》诗句“夷山高处若平岗，独立西风对夕阳”也可佐证。

说了半天，开封有夷山，那么彝山书院为何不称夷山书院？著名的大梁书院、游梁书院、二程书院、明道书院、信陵书院等，其命名与开封的关系都好理解，彝山书院的说法从何而来？古人对事物的命名一向是非常严谨认真的，一所书院的命名更是大有讲究，根本不会草率行事。但是，全国多地有彝山，笔者却没有发现有史料记载开封城里还有一处叫彝山的地方。何况，夷山在安远门之东，应该在今开封市东北隅，而彝山书院的位置却在大纸坊街，市内南部偏西，两者之间还是有不小距离的。莫非彝山书院最初的院址在夷山？或者彝山书院也曾名曰夷山书院？

对此，开封李振华先生曾在其文章中这样解释：“彝，宗庙常器也。”彝与夷同义，形容山之平。加之宋代后书院多建于山上，开封彝山书院取夷山之名，改夷为彝，与体现彝山书院注重祭祀文教有关，也符合书院取名之惯例。本文存此一说。

栗毓美为何建彝山书院

对于栗毓美这个人名，开封人也许有些陌生，但他却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今年5月，在他的家乡，有关部门还在举行栗毓美文化研讨会，他的墓地，那可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栗毓美（1778年～1840年），字含辉，号朴园，山西浑源人，嘉庆年间拔贡出身，之后在河南多地任职，道光七年（1827年）任开封府知府（《开封人物志》则说是1825年担任此职）。道光十五年（1835年），栗毓美擢河东河道总督，主管河南、山东两省河务。道光二十年（1840年）在视察黄河途中病逝于郑州，谥号“恭勤”。道光帝和好友林则徐均著文以祭之。 

栗毓美为人为官刚正耿介，他严于律己、勤慎爱民、廉洁奉公，堪为一代廉吏能臣，特别是治河功绩卓著。对此，《清史稿》对他有“卓为当时河臣之冠”的赞誉，并评价他说：“毓美治河，风雨危险必躬亲……在任五年，河不为患。殁后，吏民思慕，庙祀以为神。” 

除了治河有功，栗毓美一生的另一个亮点就是重视教化。对此，他的后人曾说，栗毓美“性好学，公余之暇，手不释卷。尤喜读经济之书，每书必抉其精义，不沾沾于字句间”。栗毓美认为：“天下事惟有真正学问尽心尽力而为之，乃能除弊。”所以他厌恶那些“一登仕途，率多忘其书生本色，以头巾气为迂腐，而用心于声色货利”之人，任职所到之处，“惟以端士习、培风化为首务，振兴学校，宏奖后进，增添书院膏火，教士以植品立志，身体力行，务求实学，不可徒尚文辞，亦不必空谈性理。所造士多登高第，为良吏”。他设义学，使“兵丁子弟入学读书，冀以广储人才。即兵之子恒为兵，亦可变化气质，不至桀骜难驯”。栗毓美还十分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在开封他修复孟子祠（即游梁祠）和游梁书院，使孟子、二程的后裔肆业其中。所以道光帝对他有“不失读书人本色”的赞誉。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本色，栗毓美在开封府知府任上创办彝山书院的佳话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彝山书院：专供文童肄业

据《开封市教育志》载，当时的大梁书院为省举人、贡生、生员、童生聚集之处，学业相差悬殊，无论学习或考试都很不方便。为此，栗毓美筹款另建书院，专供文童肄业，这就是彝山书院。该书院的设立使大梁书院的生徒得到分流，既缓解了大梁书院空间和财力的压力，也有利于教学上因材施教。 

这里必须交代清楚的是，“文童”是童生的别称，也称儒童。根据明清科举制度，凡是没有入学的读书人，不论年龄大小，皆称童生。换句话说，文童是“学前班”的人，入学后则称生员，再通过童子试才称为秀才。可见彝山书院的生徒入学时连个科举时代下的最低学历还没有拿到，他们中尽管可能也有老童生存在，但年龄大多数肯定不大。彝山书院的生源就是这样，它的办院理念是：培养英才之道，自成童始。 

所以，彝山书院规定，到此肄业的学生必须是童生，经过甄别考试，合格者方可入院学习。入院学习的童生又根据其考试成绩高低和学习内容，分正课生和副课生，他们的课业、待遇都有差别。彝山书院是一所闻名的童生书院。 

当然，为了不发生误解，还需要再交代一句：这里的“肄业”，也不是在校学习而没有毕业，而是修习课业的意思。 

彝山书院是归开封府管辖的书院，属于府级书院，不像大梁书院、游梁书院、明道书院那样为省级书院。书院最前大门三间，门楣上书“彝山书院”四个大字。大门两旁撰写有楹联“仁规义矩，秋实春华”，为栗毓美所书。书院前后的屋宇有大门、讲堂、魁星阁、考棚、山房、精舍等建筑以及迎旭、延明、仁静、知乐、慎行、资深、广益、藏密等诸斋，还有留云峰、小蓬池等景观。这里古槐苍松、环境清幽、景致宜人，是一所园林式书院。 

入院后，外州县的文童住斋学习，本城的走读。为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的人，书院建有考棚（即考场），严格进行考试，以革除考试抄袭、顶替之弊病。考棚有楹联“此日不得再，所游必有常”，出自书院院长史致昌之手，让生徒们明白读书、科举的目的。考试每月都要进行，成绩优异者可得奖励，成绩后20名或者无故三次不上课者，正课生降为副课生，还要扣除伙食费。正、副课生的升降不仅与平时课考成绩相关，也与生徒是否遵守学规和院规有关，目的在于要求士子严于律己，鼓励他们勤勉治学。 

教学上，彝山书院安排的课程有府课、县课、斋课三级，其课程多以《诗经》、赋论与古今体诗为主，注重传授程朱理学知识和训练科举应试能力，同时课业内容与规格皆按科举之制，一时间，彝山书院文教日新，士子云集，闻风向学，负笈来游。书院的童生多在县试中夺魁，并在以后的科考中出现不少举人和进士。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黄河堤防溃决，“大梁积水高于城”“水面浮尸如乱麻”，因此位于城中的彝山书院也难逃厄运。此时道光年间进士、开封府知府邹鸣鹤在尽力救灾的同时，捐出俸银，拓地基、增学舍，重建彝山书院。咸丰年间，因经费被官府挪用，彝山书院屋宇渐颓。到了同治十一年（1872年），道光年间进士、后任河南巡抚兼河道总督的李鹤年捐银5000两作为膏火费，又捐银1000两增修院长居宅和斋房11间、增建考棚9间，并置备各种器具，书院逐渐恢复了旧观。光绪十六年（1890年），祥符县知县黄璟再次重修。 

后来，随着有识之士的维新之举和清廷新政的推行，科举制度走到了尽头，彝山书院逐渐被冷落。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彝山书院旧址之上，一所新式学堂“开封府中学堂”创办，彝山书院和其他书院一样走进了历史。 

主持彝山书院的院长先后有范煜（山西洪洞人）、姚椿（江苏娄县人）、郭仪霄（江西永丰人）、丁嘉藻（顺天大兴人）、吴企宽（顺天大兴人）、钱聚朝（浙江嘉兴人）、钱仪吉（浙江嘉兴人）、史致昌（顺天宛平人）。他们中除范煜和姚椿外，其余皆有举人或进士功名。姚椿是桐城派大家，受学于桐城派大师姚鼐，研读宋儒经典，潜心程朱理学，深得桐城嫡传。他曾主讲多家书院，以实学勉励诸生，桃李满天下。钱仪吉是嘉庆年间进士，精研儒家经典，也曾主讲大梁书院。史致昌主讲彝山书院7年，他为书院制订章程、刊刻课艺，并编撰有《彝山书院志》一部，为我们今天开展对彝山书院的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清末，科举废、新学出，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省城开封的教育机构由学堂再到学校，揭开了河南近现代教育史上新的一页。但是，作为一种文化教育现象，开封的书院和全国多地一样，在明清时期呈现出繁荣景象，形成一套完整的教学与管理制度，由此带来了古城开封乃至河南书院教育文化的兴盛。位于开封城内的彝山书院与大梁书院、游梁书院、二程书院、明道书院、信陵书院、瓣香书院等一起，谱写了那个时代开封书院教育的弦歌风流，这是我们今天研究开封省会历史文化所不能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