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朝古都开封，说到“游梁”一词，至少涉及两处虽已不存在但历史文化意义很大的地方，这就是游梁祠和游梁书院，当然还有一条（或者说两条）今天仍然存在的游梁祠街（分游梁祠东街和游梁祠西街）。游梁祠（今仅存残碑）是为祭祀亚圣孟子，游梁书院是传承儒学、培养人才之地，二者都来自一个人和一段佳话。这个人是孟子，这段佳话叫孟子游梁。

孟子游梁：话仁政，劝惠王

开封是战国时期魏国的都城（时称大梁），梁惠王（魏惠王）迁都开封以来，在这座都城，魏国历经6世国君，计140余年，进入鼎盛时期，但也由此盛极而衰，直至亡国。

魏国经过李悝变法首先富强起来，成为战国时期最早的霸主。但自魏武侯特别是魏惠王以来，魏国一改任人唯贤的国策，导致吴起、商鞅、孙膑等国家栋梁先后流失，他们逃往敌国，继而成为魏国的严重威胁。在那个诸侯争霸、战火纷飞的时代，这对魏国来说无疑是伤筋动骨的事。加上外交失策、恃强凌弱、四面树敌，经过桂陵之战、马陵之战、河西之战三场战役，魏惠王被打得没了脾气，魏国从此由盛转衰，永远失去了大国地位。

眼看家业就要败在自己手里，狂妄自大、雄心勃勃的魏惠王急了。他痛苦、沮丧，“寡人”长、“寡人”短地检讨自己：“寡人不佞，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以羞先君宗庙社稷，寡人甚丑之。”（《史记·魏世家》）他说，我无能啊，对外用兵三次受挫，太子被俘，上将战死，国家因此而空虚，致使祖先宗庙社稷都受到羞辱，惭愧，惭愧，非常惭愧…… 

好在魏惠王没有一哭二闹三上吊，他心有不甘，希望有能人贤士前来与自己共治国事。这不，有他折节纳贤，邹衍、淳于髡、孟轲、惠施先后来到了大梁替魏惠王出谋献策。 

其他人按下不表，这里只说说孟子。翻开《孟子》一书，开篇即是《梁惠王》，故事就在这里。 

孟老夫子风尘仆仆来到了大梁城，心急火燎的梁惠王见到他，劈头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老先生啊，您不远千里而来，能给我魏国带来什么好处吗？孟子回答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告诉他，何必说什么好处呢？只要有仁义就够了。孟子要好好给梁惠王上一课了。 

孟子告诉梁惠王，如果国君一张口就说对我的国家有什么好处，大夫一张口就说对我的家庭有什么好处，一般士人和老百姓一张口就说对自身有什么好处，其结果必然导致上上下下都为利益而争夺，这样国家岂不就危险了吗？所以啊，大王您讲仁义就够了，谈什么好处呢！接着孟子又以周文王和夏桀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告诉梁惠王，作为国君，要与民同乐。 

可惜这个梁惠王仍执迷不悟，说自己治国已尽心尽力，遇到饥荒也努力救助百姓，邻国都没法跟我比，可是我的百姓却没有增多，这是怎么回事呢？ 

孟子只好再开导他：大王您喜欢战争，我就用战争来打比方吧。如果一开战，士兵就弃甲而逃，有的跑了一百步而停了下来，有的跑了五十步而停了下来，那跑了五十步的耻笑跑了一百步的，可以吗？梁惠王说当然不可以，因为没有跑一百步也是逃跑啊。 

孟子说对啊，您既然懂得这个道理，那就不要希望您的百姓比邻国多了。接着孟子告诉他，要发展经济，实行富民政策，让老百姓生死都没有遗憾，这就是王道；不要妨碍农业生产，要办好学校，教育百姓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等。而现在您的魏国呢，富贵人家的猪狗吃掉了百姓的粮食却不去约束，路上有饿死的人却不开仓赈济，老百姓死了却说这不怨我，是因为年成不好。这种说法跟拿刀杀人却说这不是我杀的而是刀子杀的又有什么不同呢！ 

听了孟子这一席话，梁惠王继续虚心求教。孟子告诉他，作为百姓的父母官，施行政治，不能像率领野兽吃人一样。而梁惠王却继续倒苦水，说魏国东败于齐、西失地于秦、南受楚辱，对此感到羞耻，非常想报仇雪恨，该怎么办呢？孟子告诉他：施行仁政，因为仁者无敌。 

梁惠王最终并没有采纳孟子的王道政治、仁义治国主张。但是，孟子游梁的故事却闪耀着其仁政思想的光辉，也是他在开封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孟子游梁”因而成为一段千古佳话，成语“五十步笑百步”也是家喻户晓。 

孟子游梁在何年学术界没有定论。孟子离开大梁多年后，魏国在秦国的铁蹄下灰飞烟灭，疆土纳入大秦的版图，但是后人没有忘记孟子和他的这次大梁之行。人们在开封建孟子祠（游梁祠）以祭祀纪念，明清时期均有重修。对此康熙年间河南提学副使蒋伊在《重修孟子游梁祠记》一文中说：“见孟子游梁，而后千百世下，犹有闻风而起、见利不顾者。道虽不用于当时，而浩然之气常伸天地间……祠成，敬书数语于碑，以告后之愿学孟子者。”这就是孟子思想的力量。 

1992年，游梁祠成为开封市文物保护单位。

游梁书院：昌仁义，昭王道

“孟子驱车之梁，首揭仁义二言，以端风俗，以正人心。微言大义，赖以不绝者；孟子之功，真不在禹下者。”（孔毓圻《重建游梁书院记》）正是出于对孟子之功的看重，游梁书院便以“孟子游梁”的佳话来命名。

游梁书院最早建于何代何年？《开封市教育志》载，游梁书院原在开封城内西南角，本是宋代孟子祠。这个记载相当模糊。“开封城内西南角”位置不详，“本是宋代孟子祠”之说年代不详。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考证宋代孟子祠于何年建于开封何处。 

《河南省志·教育志》则说，游梁书院院址在开封城内孟子祠，建于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此说表明，游梁书院院址最初在城内的孟子祠，但地理位置更模糊，至于建于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一说，据《开封市教育志》等记载，这一年，河南巡抚方大美捐资兴建，中间建大殿6楹，祭祀孟子，万章、公孙丑等弟子配享。大门题额为“游梁祠”，二门题额为“仁义之门”。殿北又建讲堂6楹，匾额为“性善”，东西两边各建斋舍18间，为诸生居住读书之所，称游梁书院。可见，方大美这次兴建，当是游梁祠、游梁书院一起完成的，二者也在一处。 

如果说此前开封已有游梁祠（注：孔毓圻《重建游梁书院记》一文说“游梁祠宇，在豫省会城，汉唐宋明以来，历代崇奉如一日”。对比前文“本是宋代孟子祠”之说，游梁祠的历史似乎更早），那么这次方大美的兴建，当是重建游梁祠，创办游梁书院。方大美乃是大梁书院的初创人。 

崇祯十五年 （1642年） ，游梁书院没于明末战争中的黄河水患。 

到了清代，游梁书院经历了数次移址重修。顺治十二年（1655年），河南提学使张天植、开封知府朱之瑶，将书院改建在开封府儒学（这里的儒学不是指儒家学说，而是元明清时期在各府、州、县设立的学校）明伦堂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提学副使蒋伊又在提学署（明清时期主持教育和考试的学政衙署）之南移建书院，并在讲堂内祭祀孟子、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河南巡抚阎兴邦将书院改为名抚祠（祭祀著名地方官员之所），在开封府文庙北重建游梁祠和游梁书院，祭祀孟子等先贤。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河南巡抚顾汧、布政使李国亮、按察使胡介祉、提学使陈义晖等捐资扩建斋舍30多楹，在正殿悬康熙御书“昌明仁义”匾额，聘名儒张沐主讲书院。张沐修订学规，倡明理学，著《游梁书院讲语》，从学者有数百人。而今在开封文庙文化广场（原文庙旧址）东面碑廊中，仍有“昌明仁义”拓片碑刻展示。 

乾隆三年（1738年），河南巡抚尹会一悬“王道为昭”匾额于游梁书院讲堂。乾隆四年（1739年），河南开归道道台黄叔璥又捐修并祭祀唐代韩愈于讲堂，因为作为思想家的韩愈，其在思想文化上力主复兴儒学，并以孟子之后儒学的传道者自诩。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黄河水淹开封，游梁祠及游梁书院渐废。同治十年（1871年），河南巡抚钱鼎铭在游梁祠东重建学舍，设学官考课省、府官员子弟，故改名为敷文经舍，不久又改称游梁书院，直到清末书院废。 

既然为游梁书院，所以书院兴办的初衷和宗旨就是弘扬孟子的仁义、仁政思想，孟子及其思想无疑是游梁书院的灵魂，这在明清关于游梁书院的史料中均有体现。例如方大美在《游梁书院碑记》中就说“孟氏仁义之学，士人之标的也”。《开封府志·游梁书院记》也说：“游梁书院者，所以祀孟子也。孟子何以祀于梁？以其始游之地也。始游之地，何以祀之？盖以孟子心契周孔之传，志切成康之盛，欲以镐丰伊洛之治复见之于梁也。”游梁书院落成后，即召中原优秀子弟淬业其中，“使之明性善之源流，识知能之本始，悟孝亲敬长之无事外求，知养气知言之由于正学”，期待他们将来能够“在国为良臣，在乡为善士”。 

说起游梁书院，不能不说书院著名讲席张沐。张沐，字仲诚，号起庵，河南上蔡人，顺治年间进士，一代真儒。他为官清廉，勤政为民，崇尚儒学，倾心教育，著书立说，著述甚丰，曾担任多家书院的主讲，为当时著名的“中州八先生”之一，弟子众多。在从政和讲学之余，他还孜孜不倦地研究儒学，并创立起庵学派。张沐对开封的文化教育贡献，一是主讲游梁书院，培养了大批弟子；二是与人合作纂修《开封府志》。这部志书经整理后，先后于2009年、201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