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理学曾是整个东亚文明的体现，不仅在后来的元明清时期成为我国的官方意识形态，而且在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都曾得到深化和发展，成为整个东亚地区的精神文明。有宋一代，儒学再造，理学形成，北宋时期出现了以“北宋五子”为代表的第一代理学家群体，他们是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在开封争创“东亚文化之都”、提升自身文化国际传播力的今天，对于这一文化盛事，开封应该给予应有的重视和重新思考。

限于篇幅，本文只说说被后人称之为明道先生的程颢和以他命名的开封明道书院。

明道先生程颢

程颢、程颐兄弟俩，世称“二程”，出生于湖北黄陂（今武汉市黄陂区）一个仕宦之家。哥哥程颢，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他资性过人、修养有道、性格平和，与弟弟程颐自幼深受家学熏陶，父亲程珦还为他们延请老师教授学业。

程颢年轻时，有两个人对他影响很大，一是彭思永。彭思永曾任北宋御史中丞、户部侍郎，为人仁厚诚恕，为官廉洁纯俭，交友尽信义、慷慨有大节。他到黄陂巡察时，见到程颢少年老成，十分爱重，便将小女儿许与程颢定了亲。二是周敦颐。程珦任江西兴国知县时，去拜见周敦颐，认为周敦颐深明道学，便与他结为好友，又让程颢、程颐拜周敦颐为师，二人“慨然有求道之志”。

皇祐二年（1050年），程颢上书仁宗，陈述所学，议天下事。文章从《尚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出发，提出“固本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足衣食”，奉劝仁宗“以王道为心，以生民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体现了他积极入世的政治理想。

嘉祐元年（1056年），程颢来到京师开封，准备科举考试，程颐也来开封游历。时张载正在相国寺讲《周易》，程颢与程颐拜见张载，一起谈论《周易》。张载认为“二程”深明《易》道，自己有所不及，于是就对来听讲的人说：“你们可以拜‘二程’为师，我要走了。”

嘉祐二年（1057年），程颢中进士。与他同登进士的还有苏轼、苏辙、张载、曾巩等人。此后，程颢在多地州县为官。作为地方官的他心怀天下、精通治道、政绩卓然。

熙宁二年（1069年），程颢上疏神宗，针对当时社会存在的积弊，他从尊师教化、官秩整顿、民生保障、社会治理、选贤育才、发展经济等10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变法主张。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程颢未受重用，遂潜心于学术研究。

元丰八年（1085年），程颢病逝，与他认识、不认识的士大夫们莫不哀伤。时任宰相文彦博采纳众人议论，为程颢题写墓碑，称他为“明道先生”。其弟程颐评价他说：程颢“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

程颢、程颐在北宋理学的开创中起了决定性的奠基作用，二人的思想基本一致。他们认为“理”或“天理”是宇宙的本体，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性；“理”是实实在在的，不虚不妄，这就是“诚”。他们继承子思、孟子的性善论，认为尽心则知性，不断扩充良知良能，就能达到“止于至善”的境界。人与天地万物一体，“与物同体”之心即是仁心，这仁心超世脱俗、至刚至直，不为私欲所动，精神自得其乐。这就是孔颜乐处的圣贤气象。因为“二程”是洛阳人，所以他们创立的学说被后人称为“洛学”或“伊洛之学”。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秋日偶成》）程颢的这首诗体现了他的思想、人格与气度别有一番理趣。这就是程颢。

规模宏大的明道书院

由于“二程”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后人为求学统渊源，就在他们讲学的地方立祠堂或书院以为纪念。对程颢来说，全国很多地方都有明道书院，开封当然也有。

关于开封的明道书院，《河南省志·教育志》载，明道书院始建于宋代开封“二程”讲学处，这个说法很模糊。宋代是指北宋还是指南宋？书院始建于何年？“二程”讲学处是何处？均没有交代清楚。因此，此说似不可信。又说明清重修，名二程书院，1891年（即清光绪十七年）再次重修，称明道书院。这个说法的年代与下文也有矛盾之处。

《河南教育资料汇编·清代部分》记载，二程书院位于开封城外繁塔南，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于大梁书院旧址改建。明道书院则是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在二程书院遗址上改建的，位置当然也在繁塔南。

《开封市教育志》等文献则是这样记载的：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盐驿道张思明在位于繁台的丽泽书院故址重建书院，名二程书院。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年），河南提督学政邵松年（字伯英，江苏常熟人）在二程书院旧址筹资重修二程子祠，建新书院。书院设有春风、讲易、孝廉、寻乐四堂，性道、经济、论学、辨志及东、西、南七斋，立雪、定性二轩以及二程、启贤、道统、褒忠、报功、崇德六祠等，祭祀圣人孔子、颜回、曾子、子思、孟子以及先贤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等人，堂舍为之一新、规模宏大。这里“郊原空旷，树林荫翳”，是个读书的好地方。

书院落成后，山长吕永辉（字伯光，河南永城人）曾以《重修二程子祠，明道书院落成，恭颂伯英邵大宗师》为题赋诗一首：“巍焕繁台侧，丛祠越岁年。皋比留胜迹，玉尺仰君贤。子厚渺何处，尧夫结胜缘。新堂重讲易，大道耿中天。”诗作追溯此地厚重的文化底蕴，并对新书院寄予厚望。邵松年也以《二程子明道书院落成，谨依见赠原韵奉和》为题酬答：“昔日弦歌地，流风二百年。规模恢旧址，策力仗群贤。斯道千秋脉，文衡两世缘。独惭无报称，何以答尧天。”他勉励诸生“上溯伊洛之渊源，以明善诚身，求所以顺亲、信友、护士、治民之道”，因此改名为明道书院。

综合以上记载可知，明道书院的前身是二程书院（邵松年诗句“流风二百年”之说当是从二程书院算起），地址在繁塔（繁台）附近，这里曾是“二程”讲学的地方，也是丽泽书院的旧址。邵松年当是清代开封明道书院的创建人。

明道书院的宗旨和管理

清末的明道书院是河南学政直辖的书院，由开封府与河南学政共同管理。教学宗旨“以程朱为宗”“举德性、问学、圣功、王道一以贯之”，其章程规定，诸生“取法程朱，固是堂堂正道”“大程子兴起斯文，范希文担当天下，窃于诸生有厚望矣”，体现了彰显明道先生学术的热望。

能入明道书院学习的生徒大多是学业优异的举人、优贡、拔贡、廪生等，他们每日的功课有经学、史学、道德、经济、天文、舆地、礼乐、诗文、考据、科举10门。

邵松年在制定的《明道书院章程》中说：“本院既已延请名师，为诸生表率，更优给膏火，俾诸生安心读书。诸生在院者，当顾名思义，敬以持身，勤以自课，读书则精益求精，行事则慎愈加慎。将来学有本源，蔚为事业，方不负本院为国家一番作育之意。”这是他对诸生的要求和期望。为此，他劝诫学子“所当砥柱中流，挽回世远，为宇宙长留元气，为苍生长延福命，为中国读书人大吐口气”，寄予了诸生成为担当天下之才的厚望。

据吕永辉的《明道书院志》记载，明道书院的学规有志正学、养正性、明正理、修正行、充正道、绵正传6条。为此，邵松年为明道书院订立了《书院示诸生十六则》和《章程十条》。书院示诸生十六则的内容分“为学之体”和“为学之用”两部分，各八则。“为学之体”包括立志、务学、明伦、致知、力行、改过、迁善、复性；“为学之用”包括读书、稽古、达材、处事、亲师、取友、作文、应科，每则下面都有具体的要求和说明。《章程十条》提出，明道书院要以经书为根柢，以史鉴为作用；读书期于有用，不要空谈心性；读书贵有课程，学问最忌间断等。邵松年说：“由儒者之学以明义理，而后学有根柢，由体达用，方不愧为读书之人。徒溺于科举，不特与儒者之学相去万里。”邵松年认为，明道书院的办学目的在于引导诸生明体达用，培养学有根柢的读书人，不在于专为科举服务，否则与儒学相去万里。

书院管理严格，订有学规、学约、学则、章程、日程等规范生徒，在告假、见宾、会食、洁室、整院、谨户等方面提供了一整套日常行为守则，各种活动都有严格要求。生徒们均住斋学习，黎明击板即起，二更击板方寝，就寝前还要三省身心。天天要记日记，写明自己的行止、所读书籍及体会，半个月进行总结。每月的朔、望日，上午会讲，由山长登讲堂讲学，下午山长还要率诸生习礼，也就是学习礼仪。

为严明学规、严格管理，书院还严查违规生徒。“倘有犯不孝不悌，不忠不信之行，或淫荡、赌博、唆讼及吸食洋烟诸弊”者，一旦被斋长查出，便会同书院管理者说明情况后将其开除。

明道书院与大梁书院、彝山书院并称为清代省城开封三大书院，山长吕永辉、黄舒昺（字晓澄，湖南湘潭人）皆为名师。黄舒昺是晚清著名理学家，一代大儒。他志行高洁，学问渊深，著述甚丰，爱生如子，诲人不倦，曾主讲河南洛学书院、明道书院及湖南求实书院等。他坚守儒家信仰，为明道书院制定有《明道书院约言》《明道书院学规》，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培养了大批弟子。

明道先生程颢，无论试举、从政还是讲学，均与开封结有不解之缘。他逝后，后人以先生之名在开封等地设书院、育人才，一脉斯文，弦歌再续，此乃先生之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