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流、北流之争再起

第一次回河失败后，各方争论稍事休息。然而仅仅过了5年，双方争论又起。 

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自上次开六塔河回河东流失败后，朝廷就已经对北流放任自流了。这一年，黄河在大名东向决口，将原来的北流河道又分成两股河。看到自然冲积形成的两股河，朝廷还暗自高兴：北流还是东流，无须人工干预，现在自然而然地又多出来一条向东的支流，虽然淹了一点地，但毕竟北流的压力小多了。 

然而，好事并不常常如人所想，接下来的1062年至1068年，分成两股河之后的北流仍然按照东西双向梯次继续决溢，水到之处，无不造成严重的灾害。这种情况又引发了北宋治河史上的第二次争论。 

都水监丞宋昌言和屯田都监内侍程昉是“东流派”的代表。他们认为黄河北流后，虽然开辟新堤千余里，但仍不能控制河道决口，故而建议“开二股河以导东流”，以减缓北流压力。 

王安石也是东流的坚定支持者，他屡次表示，北流不堵住，侵占的公私田地非常多，加之河水四散漫溢，时间长了又会淤塞。王安石力主修治二股河，以引导河水东流，为堵塞北流创造条件。 

“北流派”以都水监丞李立之为代表，他提出应围绕北流修建堤防，防御洪水。提举河渠王亚等人则以河流入海口河段“阔六七百步，宽八九丈”的形势为由，坚决不同意回河。 

苏辙也是主张北流最力者，他曾出使契丹，来去途中，潜心考察，并专门向地方官了解黄河水务。他从山川地理形势着眼分析，否定了借黄河为边防的观点。 

苏辙之所以反对黄河东流，主要是从“民力凋敝”的角度出发，认为国家财赋匮乏，灾害发生之后民力尚未恢复，如果再兴开河分流的劳役，那么百姓将无法承受如此沉重的负担。苏辙认为黄河东流既损百万百姓的利益，分水之利也不长久。尽管苏辙归纳“黄河东流之害，凡三事”，然而，他的反对意见未被采纳。在河流水性已经顺畅的情况下，哲宗亲政后，朝廷却采用文彦博门下士人刘奉世的建议，引导黄河北流，“而辙亦以罢政”。 

苏辙认为自先帝开始引导黄河北流之后，水性已经稳定，由于没有建设堤防，所以决溢乃是正常的事情。他主张治河方法的运用应根据河流的实际情况决定河水东流或北流，水若东流会产生“北流不塞自当淤断”，水若北流则会产生“北河如旧”的结果。可以看出他注重治水必须符合客观实际的思想。 

双方争论激烈，久不能决。于是宋神宗命司马光、张茂则等亲自到工地考察。司马光巡视北流、二股河、六塔河以后，同意按照宋昌言的意见，“于二股之西置上约，擗水令东，俟东流渐深，北流淤浅，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卢河，下纾恩、冀、深、瀛以西之患”。为使导河东流的方案更加稳妥可靠，司马光还主张缓进办法，等三年至五年后东流水量占全河水量八分以上，二股河“冲刷已阔，沧、德堤埽已固”时，再将北流闭塞。熙宁二年（1069年）春，“用（宋）昌言说，置上约”。六月，修二股河。八月，宋神宗采纳王安石的意见，排除了司马光两步走的主张，命张茂则、张巩等彻底堵塞了北流，使河水尽归二股河。 

黄河东流二股河后不久，便在许家港东决，“泛滥于大名、恩、德、沧、永静五州军境”。 

堵住许家港后，隔了一年，下游又发生了三次决溢。总之东流后的九年间，黄河先后七次决溢，酿成了巨大的灾难。到元丰元年（1078年），黄河发生小吴改道自行恢复北流，黄河自澶州（河南濮阳）注入御河，仍由乾宁军入海。 

至此，两次挽河东流均失败，“治亦决，不治亦决”，朝廷几手丧失了信心。宋神宗对王安石等说：“河决不过占一河之地，或西或东，若利害无所校，听其所趋，如何？”王安石不以为然，坚决主张东流，他认为：“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复淀塞。昨修二股，费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潟卤，俱为沃壤，庸非利乎？” 

神宗有一次私下里对近臣说了一番贴心话：河之为患久矣，后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碍。夫水之趋下，乃其性也，以道治水，则无违其性可也。如能顺水所向，迁徙城邑以避之，复有何患？虽神禹复生，不过如此。 

从这番话也可以看出，神宗已经被黄河折磨得认命服软，毫无办法了。当然也不是一点办法没有，他是说让老百姓见水就收拾家当赶快搬家吧。 

第三次东流、北流之争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皇帝龙驭上宾，哲宗少年即位，神宗之母高太后垂帘听政。朝廷立即起用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此时富弼壮志未酬身先死，遂拜司马光为相，并将文彦博、范纯仁、苏轼等人召回京师，分别予以重用。 

随后，高太后废除了神宗和王安石推行的新法，“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尽行仁宗之政”，尽量与民生息。她治下的九年，史称“元祐之治”，被认为是宋代天下最太平、百姓最安乐的时期。 

变法之争虽息，治河论战再起。 

因连年水患，从元祐元年（1086年）开始，北流与东流之争再起。朝廷大臣文彦博、安焘、吕大防、王岩叟、王觌和都水王令图、王孝先、吴安持、李伟等都是回河东流的积极主张者。右相范纯仁和苏辙、曾肇、赵瞻、范百禄、王存、胡宗愈等主张维持北流，反对回河。参加这次争论的人员之多、时间之长、分量之重、论证之激烈，都大大超过以往两次。 

回河东流的论点，除着眼于河北水患外，主要在于防辽（即契丹）。右司谏王觌认为北流有三患：“泛滥渟滀，漫无涯涘，吞食民田，未见穷已，一也；缘边漕运独赖御河，今御河淤淀，转输艰梗，二也；塘泊之设，以限南北，浊水（指黄河）所经，即为平陆，三也。”王岩叟更列举了北流之七害：“北塞之所恃以为险者在塘泊，黄河湮之，猝不可浚，浸失北塞险固之利。”此被列为七害之第一条。“横遏西山之水，不得顺流而下，蹙溢于千里，使百万生齿居无庐，耕无田，流散而不复”，此被列为七害之第二条。“沧州扼北敌海道，自河不东流，沧州在河之南，直抵京师，无有限隔”，此被列为七害之第四条。其他几条也多与防辽有关。文彦博、吕大防、安焘等都认为，河不东流，“失中国（指宋王朝）之险，为契丹之利”，力主回河东流。 

“北流派”则搬出多次回河均未成功的教训反驳，并从河道演变的自然规律这一角度出发阐述不能回河的理由。吏部侍郎范百禄多次沿河实地考察，认为经过8年的行河，北流已经非常稳定，而且“入海之势甚迅”。 

“东流派”与“北流派”各执一词，争论不休。争论归争论，由于高太后采取与民休息的政治策略，这段时间内实际上并未进行大规模的治河工程。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归天，哲宗执政。哲宗皇帝看起来也未必比前人有何高明之处，对治河之事仍然是举棋难定。结果是和历次争论一样，最终还是“东流派”占了上风。绍圣元年（1094年），哲宗皇帝决定采纳郎中令王宗望的建议，“创筑新堤七十余里，尽闭北流，全河之水，东还故道”。 

黄河回复东流不过五年，元符二年（1099年）六月末，黄河于内黄决口，东流断绝，又向北流，重新冲出了一条河道，仍然从乾宁军入海。第三次治河争论遂息。自此以后，黄河流路未再发生大变，但灾害仍连年发生。政和七年（1117年），瀛、沧州河决，竟淹死百余万人，造成一次惊人的灾难。不久，北宋也就在金兵大举南侵下灭亡了。 

一场没有赢家的治河之争 

在北宋一代，黄河确实成为朝廷的一项重要议题，特别是商胡改道后的三四十年间，上至皇帝，下及群臣，许多人都参与了争论。朝廷三次回河，下了很大的力气，可是，第一次回河横陇故道失败了；第二次、第三次回河东流，没有维持多久，也先后失败。三次回河的结果都以复归北流而告终。 

回河未能达到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自然原因，也有人为原因。总的看来，当时北流地势比较低，虽然入海途程较远，又“横遏西山之水”，有其不利的一面，如能在北流沿岸加强堤防，像欧阳修所说的那样，“因水所趋，增堤峻防，疏其下流，纵使入海”，黄河的灾害可能要稍轻一些。宋王朝的统治者没有充分考虑这一因素，只看到北流出了一些灾害，甚至片面地从防辽出发，执意要逆水之性，强使回河，失败自然是难免的。尤其是第一次、第三次回河，都是要使河水回到已经淤高的故道中去，加之回河时没有对故道进行全面疏导，所开河道又过于狭窄，因而回河以后不久就又改道北流了。 

如果北宋朝廷能够在维持北流上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再由一位像王景这样得力的治河官员妥善地整治北流河道、疏通壅塞、束紧河堤、加固补险，那么完全可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减轻水患。然而无休止的争论妨碍了正常整治，人们没能一致认识到当下游河道行水过久，河道淤积壅塞到一定程度后，找不到清淤的办法，就只能任由河流改道他行。 

如果仅从历次争论后黄河的走势来看，“北流派”三比零赢了。看似赢了，最终呈现出的却是北流河道的积重难返。北流致灾的严重程度丝毫不亚于东流，因此，“北流派”和“东流派”一样，都是输家。 

由此也可以看出，北宋治河东流、北流之争，并非只简单地停留在单纯的技术讨论上。此事难免与当时的军事对峙、政治斗争乃至个人恩怨交织在一起，导致整个宋代没有一个系统且坚定的治河思路。除了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外，洪水泛滥还常常伴随着饥馑和疫病流行，两岸百姓生灵涂炭，并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从历史上来看，用人力大改黄河河道之举，北宋应该算是最为悲壮的，因为每一次努力都失败了。徽宗赵佶继位后的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大臣任伯雨论及黄河时曾说：“河为中国患，二千岁矣。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而徇众人偏见，欲屈大河之势以从人者，莫甚于近世。”这个评论说出了一定的道理。 

一场长达70年的东流与北流之争，早已烟消云散，淹没在历史深处。唯有黄河东流，不舍昼夜，奔腾向前。为此，笔者想起了杜甫的《戏为六绝句》：“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