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期，黄河河道大致与隋唐五代相同，但由于长时间行水，河床严重淤积，黄河的灾害大大超越前代，之后河道变迁十分剧烈，决、溢、徙都创造了有史以来的新纪录。

由于北宋京城处于黄河下游，河患与统治者的利害关系紧密相连，宋王朝对黄河的治理相当重视。从皇帝到朝廷重臣，许多人都卷入关于治河的争论，提出过不少治河意见。北宋治河曾三次人工改道，结果三次改道都以失败告终。 

北宋时期的治河斗争，最著名的是三次东流与北流之争。 

开封禹王台公园内的水德祠祭祀着宋代7位治水名人：曹翰、陈尧佐、张巩、张焘、司马光、张茂则、张商英。其中司马光、张茂则、张巩都参与了东流与北流之争。《宋史·河渠志》对此有详细记载。 

欲知宋代这7位治水名人的生平事迹，还要从三次东流与北流之争讲起。 

黄河第三次大改道 与东流、北流缘起 

赵宋王朝开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黄河仍然大致沿着王景整治的东汉河道（北宋称之为“京东故道”，因其流经京东省级行辖区而得名）行进。 

景祐元年（1034年）八月，黄河在濮阳横陇决口。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大河径直向东北方向分流，经河北大名至滨州入海。黄河自此离开行水千年的东汉河道（京东故道），形成了所谓的“横陇河道”。“京东故道”和“横陇河道”基本上被归入“东流”的范畴，在宋代后来的历次治河争论中多次被提到。 

横陇河道淤塞十分迅速，仅仅行河十余年便“高民屋殆逾丈”，且极不稳定。庆历八年（1048年），还是在濮阳，在横陇决口点上游商胡县再次发生决口，且决口形成的新河道进一步向北摆动，经大名至乾宁军（今沧州北，宋时与辽国交界）入海。其所经过的路线称“北流”，清人胡渭在总览历代黄河河道演变后， 认定此为黄河的第三次大改道。 

第三次大改道拉开了多灾多难的宋代黄河史的序幕，自此到北宋灭亡近70年里，黄河接连发生了30多次重大的决溢事件，几乎每隔一年就会发生一次重大的洪灾。严重的决溢往往伴随着朝廷内部纷繁复杂的争论，由于难以迅速达成共识，又导致治河决策的犹豫迁延、举棋不定。洪灾不断加剧，也不断酿成重大历史事件。 

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东流”的黄河在河北大名决口，从此之后便形成了北流和东流并行的局面，即所谓的“二股河”，史称“大名决口”。 

熙宁十年（1077年）至元丰四年（1081年），“北流”的黄河分别在澶州的南、北两侧决口。南向决口大面积入侵淮河流域，“坏郡县四十五，官亭、民舍数三十八万家，田三十万顷”；北向决口侵入永济渠，不但造成大面积淹没，还导致运输军需粮饷的主要交通干线严重淤塞，河道的摇摆不定之势不断加剧。 

北宋的河患前所未有，而由此引发的旷日持久的治河争论更为历代所罕见。围绕东流、北流，是维持新河还是回归故道，自庆历八年（1048年）开始直至北宋灭亡的近70年间争论不断，从皇帝到大臣，几乎每一个有名望的人物都各有议论和主张。 

第一次东流、北流之争 

正如前文所述，在横陇河道运行的第14年（1048年），黄河在商胡县北向决口后形成了“北流河道”。崔峄、张惟吉等地方官员在视察现场后，认为“河可塞而民诚困”，主张“宜少待之”。仁宗皇帝采纳了这两个人的意见，没有立即堵口。然而拖延总不是长久之计，皇祐三年（1051年），北流又一次在馆陶县发生决口，而且明显可以看到河势壅塞不畅，随时会发生新的决溢。这就引发了是维持北流还是恢复东流的争论。 

“东流派”的主要代表是大名留守贾昌朝和河渠司李仲昌。其实，即便都属“东流派”，他俩的意见也不一致。贾昌朝是镇守北方重镇（大名是北宋陪都，时称北京）、担负军事重任的行政大员。他从军事防备的角度出发，认为北流淹没了大片土地，财税收不上来，无力对抗北方契丹的军事威胁，东汉遗留下来的“京东故道”堤防比较完备，略加修葺便可以“内固京都，外限夷狄”，上疏请求恢复“京东故道”。宰相富弼也支持贾昌朝的意见。 

而掌管黄河河堤工料事务的李仲昌则主张先疏通六塔河，对黄河进行分水，然后将大河引归到“横陇河道”。这一建议得到了翰林学士孙抃和老臣文彦博的支持。“东流派”感觉已稳操胜券，两班人马各执一词，先内斗起来。 

“北流派”的代表人物是京都开封知府欧阳修和河北转运使田况以及范纯仁、王存等大臣。 

对于“东流派”抛出的两个观点，欧阳修颇不以为然。 

至和二年（1055年），欧阳修曾两次上疏，陈述不能回河的理由。在第一疏中他分析了当时“天下苦旱，京东尤甚，河北次之”“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后，继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的严重形势，认为在“国用方乏，民力方疲”之际，以“三十万人之众，开一千余里之长河”，不但人力、物力不允许，而且还会引起“流亡盗贼之患”，危及赵宋王朝的根本利益。 

在第二疏中，他根据自己的观察体会，首先从分析黄河淤积决溢的规律出发，阐述了不宜回河的原因。他说：“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渐壅，乃决上流之低处，此势之常也。”接着，他又分析了京东、横陇河道的具体情况，指出：“横陇河道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余里，其后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决于上流之商胡口。然则京东、横陇两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弃之高地，京东故道屡复屡决，理不可复，不待言而易知也。”同时，在第二疏中，欧阳修还认为，李仲昌等主张疏通的六塔河，宽仅五十步，“欲以五十步之狭，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并断言六塔河“于大河有减水之名，而无减患之实。今下流所散，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则滨、棣、德（今山东陵县）、博（今山东聊城）河北所仰之州，不胜其患，而又故道淤涩，上流必有他决之虞，此直有害而无利耳”。 

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对治河理论竟然有如此深刻的认识，真令人难以想象。他代表“北流派”系统分析了当前的治河形势：“大约今河之势，负三决之虞：复故道，上流必决；开六塔，上流亦决；河之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则上流亦决。”并提议：“臣请选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路而浚之。”他也指出了如果不这样做的后果：“不然，下流梗塞，则终虞上决，为患无涯。” 

欧阳修的奏疏上达皇帝以后，在朝廷引起了激烈争论。翰林学士孙抃等也主张开六塔河“以纾恩、冀金堤之患”。宰相富弼、文彦博都赞成李仲昌的建议。 

此时，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回河派”则极力陈述北流弊端，坚决主张回河东流。这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朝廷想凭借黄河天险作为御辽天然屏障的主观愿望。 

至和二年（1055年），宋仁宗赵祯下令，由知澶州事李璋、转运使周沆、内侍押班王从善、殿中丞李仲昌、内殿承制张怀恩、提点开封府界县镇事蔡挺、勾当河渠事杨纬、龙图阁直学士施昌言等“同修河决”，并以施昌言总领其事。嘉祐元年（1056年）四月，塞商胡北流，引黄河水入六塔河。 

欧阳修等人所言果然不虚，由于新修的东河堤防河床狭窄，入海下游地势高，商胡决口堵复的当天晚上便再决口，“溺兵夫，漂刍蒿，不可胜计，水死者数千万人”。整个河北大地一片汪洋，“道路隔绝，田苗荡尽”，数千万百姓被洪水吞噬。 

对此，仁宗惊恐万分、悔恨不已，遂下诏遣使安抚灾民。同时严惩有关责任人，并颁“罪己诏”，广告天下，予以自责。 

参与治河的官员都遭到论罪受到惩处。回河工程总负责人施昌言被贬至河南滑县当小县令，李仲昌等人则被流放至岭南不毛之地。 

至此，这场倾朝之争以“回河东流”的失败而告终。第一次治河争论结束。 

黄河是一条极为复杂难治的河流。北宋时期，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治河的手段、技术低下，要行治理，多靠对已有经验的总结和统治者的个人意愿。表现在治河上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从欧阳修的上述言论中不难看出：第一疏，谈的主要是治河与封建政治的关系，告诫当权者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危及王朝安全。第二疏，对黄河为害的一些内在因素尽管分析得头头是道、有理有据，与现实结合得也十分紧密，但其主要观点在今天看来仍难免失之偏颇。值得肯定的是，正是有了前人的持续关注，特别是像欧阳修这样的名人、名臣的不断分析总结、研究和探讨，才促进了治河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