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有不少赠书。这些赠书，外地，如郑州、衡阳、长沙、湘潭、广州、香港等地都是作者通过邮局寄来的；本市，或是我去作者家或是作者托人把书送到我家里的。就这样，赠书情又多了一层情谊——送书情。

这些送书人与作者的关系肯定是密切的。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记念》里写了一位送书人。文中说：“但那时我在上海，也有一个惟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那就是送书去给白莽的柔石。”送书人搭起了作者与读者的桥梁，是赠者与被赠者中间的纽带。但送书人与收书人的关系就各种各样了，有的是熟人，有的可能就是从未谋面的陌生人。给我送书的不管是什么人，我都记得他们，珍惜这分送书情。

今年3月，伊胜利先生出版了一本《光阴的故事》。他发微信告知我：赠给我的书在赵孝斌先生处。过了一段时间，到了4月12日，伊先生又来微信问：“廖老，孝斌老师将《光阴的故事》寄给您了吗？如没有我给您送去。”我立即回他：“孝斌老师已告知我，让他儿子把书送到我家，我正等待着。谢谢你！”伊先生又来微信说：“孝斌老师非常勤奋忠厚，书中有写他的一篇文章。” 

孝斌老师我虽只见过一面，但我对他印象深刻。两年前，他托单位的一个同事把他编著的《开封成语典故故事》一书送到我家里。 

2019年6月6日，李树友先生来我家，给我送来《大河报》原总编王继兴先生赠的三本书：《旅欧词笺》《诗意人生》《落花赋》。 

今年1月15日，李善和老师让他的儿子给我送来一本武汉理工大学杨宏晞教授著的《我的诗文选》。 

至于开封府的刘天增先生来我家送书的次数就更多了。先后送来有：书法家李勇山先生的《李勇山书法作品集》，史学家李良学先生的《开封古迹与历史名人》《李良学讲包公》，史学家韩顺发先生的《古汴散记》。 

今年9月7日，李树友先生来我家，送来黄委会邓红女士的《写给远方的你》。 

这些送书人离我家之远近我不得而知，他们是怎么来的我也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是实实在在的，都得上我家的5楼86级台阶。我的一些同事，甚至亲戚都不愿上我家的5楼，如老伴儿的妹妹，还有外甥女，有事来了都在楼下等，我们下去见见面、说说话。我很感激这些送书人，他们都登上了5楼，有的登得气喘吁吁，有的登得腿脚发软，最终都把书送到了我手里。特别是李树友先生，也是年近古稀之人了，还患有心血管病，植入了好几个冠脉支架，却多次登上5楼给我送书。这分情谊，我会终生铭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