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时代的翰林是通过层层严格考试选出的。翰林不仅是文化精英、士子楷模，且是高官的后备人才库，受世人尊重。在清代，开封共有35位翰林。其中包括道光二十年（1840年）翰林郑启抡（字通甫）、同治十二年（1873年）翰林郑思贺（字黼门）。他俩是开封郑氏科举家族的主要成员，又是清代开封唯一的祖孙翰林。

继昌，正白旗汉军人。他是光绪三年（1877年）翰林，曾任军机章京、道员，后升湖南按察使，迁江宁布政使，改甘肃布政使，署安徽巡抚。因而，他熟谙清廷及各省政情，了解军机旧闻和官制沿革以及官场的人物故事等。他把耳闻目睹之事记录下来，形成了《行素斋杂记》。该书以“门第清芬”盛赞开封郑氏科举家族。又记郑思贺及其三位兄长郑思赞、郑思贤、郑思贽“先后同举于乡”。所以，他家为“时所健羡”。

郑启抡的上代

郑启抡的上代多是读书人，有人当小官。据郑氏多人朱卷所记，他家的始祖郑钊，字公远，任宋代驸马都尉。驸，即副。驸马都尉，是古代的一种官职，汉武帝时始置此职，指掌副车之官员。皇帝出行时，皇帝乘坐的车驾为正车，而其他随行的马车均为副车。宋高宗时，郑钊随扈南渡，他家居洞庭东山。经过十七传，至郑洪度。

郑洪度，字量如，贡生，是郑启抡的六世祖。郑洪度妻严氏，注重教育，苦节四十七年，教孙郑祖栋成名。 

郑启抡的太高祖郑茂敬，字尔庄，太学生。 

郑启抡的高祖郑祖栋，字樵谷，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经魁。何谓经魁？乡试考中之人，统称“举人”。第一名举人，又称“解元”，第二名称亚元，第三、四、五名则称经魁。所以，郑祖栋是以优秀成绩中举的。他先做小官，当从七品的婺源县教谕，再任国子监典籍。 

郑启抡的曾祖郑世璐，字嘉宾，无官职，有著作，写有《拳拳服膺集》《得心应手集》。 

郑启抡的祖父郑象文，字始斋，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戊申科举人。历任陕西泾阳、略阳、南郑县知县和宁羌州知州，是嘉庆六年（1801年）和嘉庆九年（1804年）两科的乡试内帘同考官，署西安府清军同知。 

郑启抡的父亲郑玉峰，字绳庵，有军功，陕西候补县丞。 

郑启抡迁汴 

郑启抡为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而迁汴，住在辇子街。郑启抡妻朱氏，乃陕西延榆绥兵备道朱绂的孙女、翰林朱文来的长女。他们有三子：孝元、孝彪、孚先。次子早逝，另外两子都是贡生，皆做教育方面的小官。长子任太康县训导，三子任永城县训导。他们官阶虽低，却对教育子孙读书和走科举之路十分有利。 

郑启抡有8个孙子，即孝元的6个儿子：思赞、思贤、思宾、思贺、思赓、思贡，孚先的两子：思贽、思贞。在1864年至1873年的9年中，郑启抡八个孙子中的五人先后中举。具体来说，同治三年（1864年），郑思赞和郑思贤同榜中举。同治九年（1870年），郑思贤中举。同治十二年（1873年），郑思宾和郑思贺同榜中举。此外，郑启抡与其曾孙郑于琮分别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和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举。所以，他家有举人七名。在这七名举人中，郑启抡、郑思贺、郑思赞三人先后考中进士，使他家拥有三位进士。郑启抡及郑思贺考中进士后，被钦点翰林。因此，开封郑氏家族是一个拥有七举人、三进士、两翰林之家。 

郑启抡、郑思贺祖孙入选翰林 

《祥符县志》记，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开封仅有郑大诚与薛鸿兆考中进士。该志在郑大诚名下记：“更名郑启抡，官翰林院编修。”这说明，郑启抡的朝考成绩优异，先被钦点翰林，得以在翰林院学习。之后的结业考试成绩仍然优秀，又留在翰林院任职，成为翰林院的官员。据《道光实录》的具体记载，在道光二十年五月，引见新科进士后，“得旨，一甲三名，李承霖、冯桂芬、张百揆，业经授职外。殷寿彭……郑大诚……孙晋墀，俱著改为翰林院庶吉士。莫以枋……谢重毅，俱著分部学习。邵纶……钟汉章，俱著以内阁中书用。秦金鉴……薛鸿兆……俱著交吏部掣签分发各省以知县即用”。 由此可知，当年开封的两名进士因朝考成绩不同，后来仕途各异。郑启抡因朝考成绩优秀，先当庶吉士，后任翰林院编修。他任翰林院编修之后，很快被提升为国史馆纂修，再升文渊阁校理。而薛鸿兆，因其朝考成绩差，与翰林无缘。所以，皇帝只能命他去做知县。自道光二十年（1840年）至咸丰三年（1853年）的10多年间，郑启抡都在翰林院。 

郑启抡之孙郑思贺，字季荣，号黼门。他的做官之路与其祖父大体相同。据《同治实录》卷三百六十六记载，在同治十三年五月，引见新科进士后，“得旨，陆润庠、谭宗浚、黄贻楫，业经授职外。华金寿……郑思贺……赵尔震，俱著改为翰林院庶吉士”。 

所以，郑思贺同其祖父一样，也是因朝考成绩优秀而获得进入翰林院学习的机会。他在翰林院学习结业之后，又如同其祖父一样任翰林院编修。 

在《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一书中，收入了郑思贺的3份档案，即他37岁、41岁、46岁时的档案。从其官员档案中可知，他是逐步得到升迁的。据他46岁时的档案：“郑思贺，现年四十六岁，系河南祥符县人，原籍江苏吴县。同治十三年中式贡士，改庶吉士。光绪二年，散馆，授职编修。充国史馆协修、纂修。十二年充会试同考官。十七年十二月，补陕西道御史。十九年九月，转掌贵州道御史。二十年十二月，充督理五城街道差。二十二年三月，补工科给事中。捐俸截取记名以繁缺道用。二十三年九月，转礼科掌印给事中。二十七年十一月，选陕西凤邠盐法道。十二月初六日，经吏部带领引见，奉旨，著照例用。” 另据《慈禧轶事》一书中的《郑思贺以口吃被斥》一文，郑思贺得到陕西凤邠道官位时，“欣幸过望”，被召见时十分紧张，一向口吃的他当“太后询以履历”时，他却“期期不能出诸口”，引得慈禧大笑。导引者感到不成体统，便“斥之下”。随后谕旨下达：“郑某奏对颟顸，著以原品休致。” 休致，即退休。就这样，郑思贺退出了官场。他退出官场后，十分关注家乡的教育事业。 

郑氏祖孙对开封教育事业的贡献 

离开北京官位以后的郑启抡回到开封教书，培养出一批人才，故《祥符县志》在卷十七《人物》中，为郑启抡立传：“郑启抡，原名大诚，字通甫，世居江苏吴县，少孤。笔橐游豫，遂籍祥符。道光庚子成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协修。咸丰三年归里，主讲彝山书院。性和而介，与物无兢，远显贵，慎取与，好读书，手不释卷，为文清刻坚锐，成就后学极盛。年七十卒。著有《水流云在轩诗文集》。子孝元，太康训导；孝彪，早殁；孚先，永城训导。孙思赞，丙子进士；思贺，御史；思贤、思宾皆举人。” 

郑启抡主讲彝山书院，体现了他对家乡教育事业的贡献。后人高度评价他“成就后学极盛”。书院是中国古代的教育机构，最早出现在唐玄宗时期，发展于宋代。北宋有著名的四大书院：河南商丘应天书院、衡阳石鼓书院、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岳麓书院。在清代的开封，先有大梁书院，后建彝山书院。据史致昌辑《彝山书院志》记载，“省城曩维大梁书院为生童肄业所”。因大梁书院兼收举贡和童生，不利于对两类学员的教学和管理，且易发生史致昌所说的“父兄提携”之弊，即有贡举身份的父兄，有机会在同一书院代子弟考试。这种弊端对培养童生极其不利。所以，开封知府栗毓美在道光八年（1828年）创建了专门培养童生的彝山书院。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夏，“汴城大水，彝山书院圮”。因此，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集资修复，使彝山书院较之前更加宏伟。咸丰三年（1853年），满腹经纶的郑启抡离京回汴。他应邀主讲彝山书院，为开封培养了一批人才。在《清代朱卷集成》中，我们查到开封举人高泽善同治九年（1870年）的一份朱卷，高泽善在朱卷的履历部分交代，郑启抡是其受业师，并在郑启抡名下写：“同邑。道光庚子进士，翰林院编修，前主讲彝山书院。”显然，高泽善认为，他得以中举与其早期在彝山书院受郑启抡的教导密不可分。 

郑思贺追随其祖父的足迹，继续关注家乡的教育事业。但是，时代不同，他所关注的家乡教育事业主要表现为倡导建立新式学堂。据《光绪朝上谕档》记载，在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七日记“军机大臣面奉谕旨，本日给事中郑思贺奏请推广学堂月课章程等语，著孙家鼐酌核办理”。这条记载说明，早在任御史期间，郑思贺就关注建立与推广新式学堂的问题。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郑思贺退出官场回到开封，一心扑在开封建立新式学堂的事情上。《开封市志》（综合册）记，光绪三十年（1904年），“祥符士绅郑思贺等在开封创办河南第一所私立中学——知新中学堂，校址设在游梁祠内”。到1907年，郑思贺又与河南学务公所议长李时灿以及员绅张嘉谋、阎永仁、李鸿筹等集议筹办女子学堂。次年春，公立中州女学开学，这是河南省新式女子教育的正式开端。 

总之，在不同时期的开封教育事业中，郑氏祖孙都作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