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月五，端午到，赛龙舟，真热闹。吃粽子，带香包，蚊虫不来身边闹。”这首脍炙人口的儿歌，唱的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的风俗。

端午节，又名端阳节、重五节、天中节、蒲节、浴兰节、女儿节、五月节、龙舟节、粽子节等。每一个不同的名字，不单是一个指称符号，更附着厚重的风俗民情与文化意义。

“端午”一词，最早见载于晋代周处的《风土记》中：“仲夏端午，烹鹜角黍。端，初也，谓五月五日也。俗重五日，与夏至同。”事实上，最初的端午并没有固定在五月五日这一天。古代以地支纪月，夏历建寅，正月为寅月，五月正是午月；以干支纪日，日期并不固定，只是指五月的第一个午日。

提及端午，总绕不开屈原。唐代诗僧文秀《端午》诗云：“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可见将端午节与屈原联系在一起的传统由来已久，以致现在不少人直接将端午节等同于屈原纪念日。

楚之屈原，忠君爱国，忧国忧民，忠而被谤，信而见疑，始终不愿同流合污，又不愿离开故国，错综的情感交织之下，最终，他选择了自沉汨罗江，以死明志，以死烛照世界。“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续齐谐记》）。

进一步追溯，屈原是端午纪念的对象，却不是唯一的纪念对象。伍子胥、曹娥、介子推、陈临、伏波将军马援等，均出现在不同地域的端午纪念活动中。

伍子胥辅佐吴王夫差一举称霸，忠心劝谏，却因小人陷害，被夫差赐死，沉尸于钱塘江。吴人不忍伍子胥就此逝去，将他塑造成“涛神”“潮神”，于五月五日祭祀他，“五月五日，时迎伍君。……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管屈原也”（宗懔《荆楚岁时记》）。

400多年后，祭祀潮神的上虞江边，出现了一个瘦弱的身影，她沿江边一路奔跑，大声号呼，昼夜不绝。此女名曹娥，她是在寻找祭祀潮神时溺水的父亲。寻觅不得，自投于江。5日之后，曹娥尸体抱父尸浮出水面。此孝心感天动地，人们纪念曹娥，也是对“孝”的礼敬。

很显然，这两则传说，虽有关联，但明显来自两个不同的系统，时间上的错讹即为明证。另外，纪念介子推出自山西，纪念陈临则在苍梧一带，纪念马援则是湖南，地域色彩都很明显。

纪念这些人物，皆有其因，或感念其孝心，或敬佩其忠诚，或悲叹其遭遇，心生共鸣，情感认同感强。在历史变迁中，屈原的地位逐渐凸显，最终超越其他人，成为不同地域共同的纪念对象，实现了端午节文化意义的转换。

此种转换，一则源于屈原本身文化意义的丰厚。与上述其他人物相比，屈原身上，既有政治理性，又有人格力量，还有诗性灵魂，其文化密码复杂多样：爱国、坚贞、志洁、行廉、耿介、奋进、求索等，可供选择与诠释的空间大。再则源于历代帝王、文人与普通百姓的共同选择与再度诠释。帝王提倡臣民的忠君爱国，“反复三致忠，九死犹未悔”（张昱《读离骚经》）；文人视屈原为异代知音、灵魂归宿，“离骚未尽灵均恨，志士千秋泪满裳”（陆游《哀郢》）；普通百姓胸怀悲悯之心，报以理解之同情，“香茭裹秫炊，投祭楚江湄”（高启《角黍》）。不同时代统治者的提倡、文人的唱和、百姓的传颂，在屈原身后，将此文化密码投射到各种仪式中反复强化，超越时代、超越个体，获得了群体认同，实现了集体的价值建构。

二

节日有三个不可或缺的因子：一是时间；二是对象；三是仪式，仪式是文化意义的再现。与纪念对象渐趋于一枝独秀不同，端午节的仪式则呈现多多益善、百花齐放的特点，诸多端午起源说涉及的活动仪式几乎都被吸纳进来。

与纪念屈原有关的，有龙舟竞渡、吃粽子、喝雄黄酒等。龙舟竞渡，又称赛龙舟、扒龙舟、划龙舟。据说此种仪式源自楚地百姓营救屈原，“屈原以是日死于汨罗，人伤其死，所以并将舟楫以拯之，今之竞渡，是其遗迹”（应劭《风俗通义》）。

屈原自沉汨罗，楚人恐其被蛟龙水怪所食，一边划船救他，一边投放食物于水中，后遂沿袭成俗，以竹筒贮米祭祀，称为“简粽”，此即粽子的早期形态。

与驱毒辟邪相关的，有踏百草、沐兰汤、系五丝、挂艾草、佩香囊、喝菖蒲酒等。端午午时阳气最盛，万物得至阳之气，能驱阴邪之气，故多于此时采百草、铸剑、炼镜等。采集百草后，古人把带有奇特芳香、长条的艾草编扎成人形或虎形，此即“艾人”“艾虎”。还将菖蒲、艾叶、蒜头束在一起，以菖蒲作剑、艾叶作鞭、蒜头作锤，悬于门户，以禳毒去邪，吓退厉鬼，“菖蒲作剑，斩八节之妖魔；艾叶为旗，招四时之吉庆”（范寅《越谚》）。

五色丝指的是青、赤、白、黑、黄五种颜色的线，又称长命缕、续命缕，多系于手臂，后来亦系于手腕、脚腕、手指上。在古人的观念中，五丝对应的是五行，象征五方神灵：青龙、朱雀、白虎、玄武、黄龙，佩戴可抵御奸邪、祛除晦气、不生病瘟，此即《风俗通义》所言“五月五日，赐五色续命丝，俗说以益人命”。

人们对生命的渴求与保护，遍布吃、喝、穿、戴、住、行诸方面，既有对神秘力量的虔诚求助，亦有征服破坏力量的雄壮之心，更有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永恒追求。

总而言之，穿越历史、辐射多民族的诸多端午风俗仪式，来源于人们的心理诉求，寄托了人们的多种情感，凸显了两个核心主题：祛邪求福与礼赞先贤。

三

节日是情感的宣泄，端午节也不例外，恐惧、悲痛是端午节最初的情感基调。在“人”的力量逐渐强大后，端午节成了“吉日”，亦增加了喜庆、愉悦、狂欢的色彩。

唐朝帝王在端午这天会大宴群臣，赐赠执扇、角黍、衣服、镜子等礼物。唐玄宗曾作《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端午武成殿宴群臣》，写君臣同乐之情，言劝勉群臣之意，“忠贞如不替，贻厥后昆芳”。作为获赠礼物的一方，则是“意内称长短，终生荷圣情”（杜甫《端午日赐衣》），无以为报，只有“忠贞”二字伴一生。

普通百姓也是满面欢愉，《帝京岁时纪胜·端阳》有言：“饰小女尽态极妍，已嫁之女亦各归宁，呼是日为女儿节。”出嫁的女儿装扮一新，携带礼物，与丈夫、孩子回娘家，丈夫佩戴香囊，孩子佩戴五彩线，脸上涂着雄黄酒，脑门上写着“王”字，高高兴兴地与父母亲人共叙天伦之乐。

欢乐的氛围，又怎能少得了美酒。瞿佑一曲《菖蒲酒》，送来了美酒佳肴，“金刀细切传纤手，玉斝轻浮送异香。厨荐鲥鱼冰作鲙，盘供角黍蔗为浆”。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又怎能忍却不饮，又怎么不纵情欢畅，“纵饮何妨入醉乡”，即便酩酊大醉，亦别有一番乐趣。

龙舟竞渡，是端午节的看点，上至帝王，下至百姓，无一不乐在其中，“争看兰舟竞渡人”。唐代刘禹锡《竞渡曲》记录了武陵的端午竞渡场面，千帆竞渡，鼓乐齐鸣，“扬桴击节雷阗阗，乱流齐进声轰然”，竞渡者举楫相和，高声呼喊“何在”，意在招屈原之魂，声势磅礴，极为壮观。竞渡的竞争性很强，终点立有一根长竿，挂彩缠锦，称为“锦标”，夺得锦标者即为冠军。竞渡者通力合作，众志成城，围观群众“欢声震地，惊退万人争战气”（黄裳《减字木兰花·竞渡》），欢腾热闹。

至此，群体的纪念多了些许世俗化、社会化、娱乐化的因子，端午节的文化意蕴在不断叠加，但对幸福、美好、健康的追求，却始终如一，浸透于每一个环节之中。

四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民俗节日，最初这个节日虽非因屈原而设，但的确是因为屈原自沉汨罗那一跳而成了纪念屈原的特定节日。

端午节是一个节日，也是一个符号，端午节纪念的屈原也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表征着一种民族精神。“屈原代表着坚守理想的精神，代表着独立不迁的人格，代表着拳拳的爱国之情，代表着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面旗帜……屈原用自己的生命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上，矗立起了一尊令后人仰望千年万年的丰碑。”（王立群《中国脊梁》）屈原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如今端午节的活动方兴未艾，愈来愈丰富，赛龙舟成了国际性赛事，粽子的制作也越来越精美，五彩丝线的花样越来越多。对此我们亦需留意，外在的繁盛仪式不能掩盖乃至遮蔽节日的传统本真与内在精神。正如孔子所提醒的那样：“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

【作者简介】赵奉蓉，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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