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习强国”中学习，遇到司马光的《谏院题名记》一文，眼前一亮。在此之前，曾在《古文观止》中读过这篇不到200字的短文。正声劲气、忠谠切深的司马光曾在仁宗、英宗两朝担任北宋谏官5年（1061年～1065年），《谏院题名记》作于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正是他在谏官的任上。文章叙述了谏官的来历，阐明了谏官的责任和应当具备的品德，告诫谏官要谨慎忠诚、恪尽职守，同时也体现了作者敢于直谏、不为身谋的品质。文章虽短，但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此文的诞生并刻碑于谏院，见证了北宋中央监察制度史上的一件大事——谏院的设立。

北宋谏院的设立

以忠言对君王进行劝谏，在我国历史悠久，也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政治传统。《诗经》中就有不少劝谏的诗篇，尧设谏鼓、舜立谤木，中学语文课本上的《召公谏厉王弭谤》《触龙说赵太后》《邹忌讽齐王纳谏》等，都是体现古代劝谏文化的佳话。历史上把国家治理得不错的有为国君、帝王，如齐桓公、齐威王、汉高祖、汉文帝、汉章帝、唐太宗、唐宣宗、宋仁宗等，都可谓从谏如流的明君；先秦时期的关龙逄、比干、彭咸、史鱼、晏婴、邹忌、触龙、屈原，十六国时期汉国的陈元达，唐代的魏徵，宋代的范仲淹、包拯、余靖、欧阳修、王素、蔡襄、唐介、陈公辅，明代的海瑞等也都是以直言劝谏而青史留名的谏臣。 

因为进谏、纳谏对国家和社会治理很重要，所以专门负责规谏君主过失并使其改正的谏官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如春秋时期齐桓公设立的“大谏”之官等。后来谏官越来越受朝廷重视，于是设立专掌议论的谏议大夫一职，历代王朝大多沿袭。因为封建王朝对国家监察事务的重视，相应地，作为国家监察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谏官制度也逐步确立并得到了发展。到了北宋，作为独立的中央监察机关，专门的谏官机构——谏院，也在都城东京诞生了。 

北宋立国后，沿袭唐制，设谏官左、右补阙和左、右拾遗，隶属于中书省、门下省。端拱元年（988年），太宗开始对谏官进行改革，把左、右补阙改为左、右司谏，左、右拾遗改为左、右正言，并令他们修其职。天禧元年（1017年）真宗下诏，在中书、门下两省设置谏官六员，其中左、右谏议大夫二人，左、右司谏二人，左、右正言二人，增加月俸，专司谏职，不兼他职，且3年内不得差出，3年后不胜任者罢黜。自此谏官的势力逐渐增强。 

至于谏官们的办事机关谏院，也是沿袭唐制。有史料记载，北宋谏院在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就已存在，在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之前已独立于中书、门下两省之外。但是《续资治通鉴长编》是这样记载的：明道元年（1032年），“以门下省为谏院，徙旧省于右掖门之西。先朝虽除谏官而未尝置院，及陈执中为谏官，屡请之，置谏院自此始”。这个记载又告诉我们，作为独立的中央官署，北宋谏院于明道元年（1032年）在门下省原址设立办公地址，而门下省搬至右掖门之西。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根据这个记载，再结合《东京梦华录》的记载，来研究一下北宋谏院在今天开封的大致位置。 

至于史料中提到的陈执中其人，字昭誉，北宋名相陈恕之子，官至宰相，《宋史》有传，电视连续剧《清平乐》中也有其艺术形象。史载他为官清廉，官员不敢因私事而请托他帮忙，各地拜访或送礼的人也不曾登门。 

起初，北宋谏院设知谏院、同知谏院各一人，左、右司谏各一人，左、右正言各一人，一共六员，实际上一般为二人至四人。神宗元丰改制后，谏院被废，谏官以八员为定制，分属门下、中书两省，其中谏职之长为左、右散骑常侍，因永不授职，实际以左、右谏议大夫为重，其下有左、右司谏和左、右正言，共六员。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谏院复设。自此，谏院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而存在直至南宋灭亡。 

北宋谏官的职能 

崇宁五年（1106年）进士、宋代名臣李光曾说，谏官“专论人主过失”“人非尧舜，谁能无过，赖谏臣以正救耳”。自古以来，真正的谏官都是“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司马光《谏院题名记》），他们首先就是冲着国君、皇帝来说话的，其主要职能就是对君主直言极谏，议论政事，规谏讽谕，指陈朝政缺失，劝其改正错误，维护长治久安。因此，只要对江山社稷认真负责且有雅量、善于纳谏的君主没有不重视谏官作用的。何况，北宋自立国以来，就有一条重要的“祖宗家法”，即宋太祖的“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因此北宋谏官谏诤皇帝的职能得到更加重视，仁宗朝以后谏官的职能比前代更为广泛。 

明道年间，仁宗欲废郭皇后，谏官孙祖德等人与御史一起联合谏诤仁宗，御史中丞孔道辅等人还说“后无过，不可废”；庆历年间，谏官王素规谏仁宗，不应当接受大将王德用进献的美女；皇祐年间，外戚张尧佐除三司使，谏官包拯谏诤仁宗说“不可以任以政事”；治平年间，英宗要追封死去的父亲为“皇考”，谏官傅尧俞等人谏诤反对。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范仲淹，不在谏官之位时就多次进谏。担任右司谏一职后，仁宗欲立杨太妃为皇太后，参与军国大事，他认为频立太后，有皇帝不能亲政之嫌。仁宗采纳，罢黜太后册名。 

包拯知谏院后，向仁宗递上唐代魏徵的三条奏疏，希望他放在座位右侧作为借鉴。又上言仁宗要明听纳、辨朋党、惜人才，不要先入为主；要去刻薄、抑侥幸、正刑明禁、戒兴作、禁妖妄。朝廷多施行之。 

同样，以敢于进谏而知名的司马光担任谏官后曾作诗明志：“秋水浮槎客，漂如一叶轻。鸥群虽仗信，鲸口几忘生。”他上任后先后上仁宗《陈三德上殿札子》《言御臣上殿札子》等，提醒仁宗要做到“仁、明、武”三德兼备，实现国家大治要处理好任官、信赏、必罚三件大事等。仁宗朝时期，北宋谏官制度达到了鼎盛。 

不仅如此，与前朝相比，北宋乃至南宋谏官的职权还有所扩大，他们可以弹劾宰相及百官，正如谏官王觌所说：“谏官职事，凡执政过举、政行差谬，皆得弹奏。”天禧元年（1017年）真宗下诏，允许谏官论奏“百官涉私”。正是因为有了这道诏令，到了仁宗朝，谏官弹劾百官的现象日益增多。宝元元年（1038年），谏官韩琦弹奏宰相王随等四人，四人同日被罢官；庆历三年（1043年），谏官蔡襄弹奏吕夷简“谋身忘公，养成天下之患”，吕夷简被迫请求罢去军国大事；谏官余靖谏夏竦奸邪，王举正不才，狄青独守渭州恐败边事；谏官范镇弹奏陈执中没有学问，非宰相之器；包拯在谏院两年，多次论斥因权贵而得宠的大臣。 

北宋乃至南宋，谏官还能参议朝政，是国家大计的参议者，在皇子的册立、人事的议论、军事政策的制定、官员的举荐、臣民奏章的受理等事务中，均有谏官的声音。太平兴国九年（984年），太宗设登闻院，令谏官一员判院；景德四年（1007年），真宗又改登闻院为登闻鼓院，由司谏、正言负责，“掌诸上书而进之，以达万人之情”。元丰改制后，除登闻鼓院外，又设登闻检院，由谏议大夫负责。文武官员及士民上书言事或申述冤情，先到登闻鼓院呈递事状，若不受理，再报告登闻检院。 

正是由于谏官的职能如此重要，北宋谏官的选任和升迁就十分重要，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谏官的选任方式有皇帝亲擢和臣僚举荐两种，宰相等重臣不得干预，例如著名的“庆历四谏”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就是仁宗亲擢的。至于臣僚举荐，开始由朝廷下诏，然后由皇帝选择任命，谏官与宰相等重臣无直接隶属关系，但到北宋后期有所变化。 

天圣元年（1023年）、元祐三年（1088年），朝廷还先后颁布有关谏官资格、谏官资序的法令，同时更加重视谏官的文化修养和道德标准。如景祐三年（1036年），欧阳修写下著名的《与高司谏书》，驳斥谏官高若讷对范仲淹的诋毁诬蔑，鞭挞他趋炎附势的卑劣行径，痛斥他“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以至“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 

北宋乃至南宋的监察制度还有一个显著的特色，那就是台谏合一。本来，御史（其办公机构为御史台）负责弹劾、谏官负责讽谏，这是其传统职能，在宋代以前二者是截然分开的，其职责和范围有严格区别。然而到了宋代，由于二者的职权扩大并相互渗透，谏官可以监察宰相百官，而御史又兼掌谏诤议论，其结果就形成了台谏合一之势，谏院和御史台也就合称“台谏”，其意义非同一般。 

总之，自北宋始，谏院与御史台作为国家最高监察机构，其存在标志着宋代监察制度的完善，在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对元明清的中央监察制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