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之要莫如得人

作为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当然深知人才对于治国安邦的重要性。这位一生对北宋朝廷都忠心耿耿的四朝元老，在人才问题上多有精辟论述。

熙宁元年（1068年），神宗问起富民之术，司马光明确回答说：“凡富民之本，在得人。”次年，在与神宗的对话中他又说：“苟得其人，则无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虽有善法，失先后之施矣。”如果有了人才，就不用担心法令不好；不得人才，就是有好的法令也难以施行。

司马光和几个助手一起，“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完成皇皇巨著《资治通鉴》。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用大量篇幅来讲述历史上选人、用人的故事，并以此阐发他的人才主张。在卷7中，司马光说“为国家者，任官以才”；在卷73中，他说“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在卷138中他还说“举贤才以任百官，修政事以利百姓，则封域之内无不得其所矣”。

元祐元年（1086年），已到临终之时的司马光，还给哲宗上奏说：“为政之要，莫如得人，百官称职，则万务咸治。”

才与德异德帅才资

关于人才标准，司马光同样坚持德才兼备的人才观，但在二者关系上，他尤其强调“德”的重要性。

在嘉祐六年（1061年）的《论选举状》中，司马光就说过：“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其次经术，其次政事，其次艺能。”与经术、政事、艺能相比，德行是第一位的。

在《资治通鉴》卷1中，司马光根据战国时期晋国魏氏、韩氏、赵氏三大家族联合消灭智氏家族的历史，写下一篇400多字的“臣光曰”。文章开篇他就指出：“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他认为才与德是两码事，搞不清楚二者区别，一概称之为贤人，那就会看错人、用错人。

既然“才与德异”，那么二者的区别是什么呢？司马光接着说：“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是指一个人的聪明才智，观察敏锐、行事果断；德是指一个人的修养品格，公正刚直、中正平和。

但是才与德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对此司马光强调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也就是说才是德的凭借、依靠，而德是才的统帅、主导。德才相比，德是第一位标准，才是第二位标准。智氏家族之所以被灭，就是因为这个家族的接班人智伯“才胜德也”，处事霸道、利令智昏、不讲仁德。

依此标准，司马光把人分为四种：“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所以在选拔、任用人的问题上，他提出：“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为什么？因为“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君子凭借才能做善事，善事就会到来；小人凭借才能做坏事，坏事也会到来。愚人虽然想做坏事，但由于智力不足、能力不够，就像小狗咬人，是能够被制服的。而小人就不同了，他有足够的智谋去做坏事，有足够的力量施行残暴，就像恶虎添翼一样为害甚多。可见小人坚决不能任用。

文章最后司马光提醒说：“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有德之人令人敬畏，容易疏远；有才之人叫人可爱，容易亲近，考察的人多被才能所蒙蔽而忘了品德，乱国之臣、败家之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覆败、灭亡的太多了，所以“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司马光纵观历史兴亡变迁，在人才问题上提出才与德异、德统帅才的思想，识人用人要搞清楚孰轻孰重、孰先孰后，这实在弥足珍贵。

唯贤是举用人所长

《尚书》曾说：“野无遗贤，万邦咸宁。”朝野上下、闹市僻壤皆有贤才，就看用人者有没有识才慧眼、用贤诚意了。

嘉祐二年（1057年），司马光写下《功名论》一文，文中他说：“观之天下，乌有无士之国哉，患在人主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不专耳。如是，则人臣虽有才智而不得施，虽有忠信而不敢效，人主徒忧劳于上，欲治而愈乱，欲安而愈危，欲荣而愈辱矣。”治理好国家，君主不可能也不应该事必躬亲，必须依靠人才，对人才要做到知之明、用之固、信之专。

为防止野有遗贤，司马光还主张众人举才、凭公取才。在《资治通鉴》卷225中他说：“天下之贤，固非一人所能尽也，若必待素识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遗亦多矣。古之为相者则不然，举之以众，取之以公。众曰贤矣，己虽不知其详，姑用之，待其无功，然后退之，有功则进之。所举得其人则赏之，非其人则罚之。进退赏罚，皆众人所共然也，己不置豪发之私于其间。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遗贤旷官之足病哉。”

据此司马光反对凭门第、资历、亲疏选人用人，主张用人不徇私情：“用人者，无亲疏、新故之殊，唯贤、不肖为察。”在《资治通鉴》卷140中，他对魏晋时期“先门第而后贤才”的做法进行了严厉批评，说这是“魏晋之深弊也”，并明确提出：“君子小人，不在于世禄与侧微。”

既然天下贤才众多，司马光还要求朝廷要礼贤下士，诚心招才。在《资治通鉴》卷51中他说：对于“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的贤能之士，为君者要“尽礼以致之，屈体以下之，虚心以访之，克己以从之”，不要“徇世俗之耳目”。

不仅如此，司马光还提出要依靠众人秉公举贤。在《资治通鉴》卷225中他说：“其人未必贤也，以亲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贤矣，以亲故而舍之，亦非公也。”为防止“请托欺罔”发生，“举得其人则赏之，非其人则罚之”。

至于如何做到知人善任，司马光给出的原则是“至公至明”。

司马光认为，用人“当容其短，收其所长”，量才使用。元祐元年（1086年）他上奏哲宗曰：“为政得人则治。人之才，或长于此而短于彼，虽皋、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备？若指瑕掩善，则朝无可用之人；苟随器授任，则世无可弃之士。”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用人要量才而用，“精择其人，使之各举其职”，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如果求全责备，那就没有可用之人了。所以他在《资治通鉴》卷73中说，“记览博洽，讲论精通”，这就是善于治经之士；“曲尽情伪，无所冤抑”，这就是善于治狱之士；“仓库盈实，百姓富给”，这就是善于治财之士；“战胜攻取，敌人畏服”，这就是善于治兵之士。“至于百官，莫不皆然”，考核官吏就以此为据。作为人君，不能“以亲疏贵贱异其心，喜怒好恶乱其志”。

用人不疑赏善罚恶

在用人问题上，司马光主张选才必精、用人必专，对于选用的人才要放手使用，做到用人不疑。他在《功名论》中提出：“臣有事业，君不信任之，则不能以成。”如果“人主有贤不能知，与无贤同；知而不能用，与不知同；用而不能信，与不用同。不用贤而求功业之美、名誉之白，难矣”。天下有的是贤才，为君者只有做到知贤、用贤、信贤，才能求得好的功业和名誉。

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也多次借历史经验教训阐发用人不疑的道理。在卷100中他说，如果“知其不忠，则勿任而已矣。任以大柄，又从而猜之，鲜有不召乱者也”。在卷118中，他赞同古人所说“疑则勿任，任则勿疑”。

使用人才必须赏善罚恶、赏罚分明，这也是司马光人才思想的重要方面，对此他多次上疏阐述这个道理。在《乞优赏宋昌言札子》中他说“国家大政，在于赏罚”；在《言御臣上殿札子》中，针对北宋王朝多年来用人不问政绩、只靠资历升迁的弊端，他提出：“致治之道无他，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赏，三曰必罚。”在嘉祐八年（1063年）上仁宗疏中他说：“为政之要，在于用人，赏善罚恶而已。”在治平二年（1065年）给英宗上疏中他还说：“选用英俊，循名责实，赏功罚罪。”

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以史为鉴，也多次阐述赏罚的道理。在卷28中他说“人君者，察美恶，辨是非，赏以劝善，罚以惩奸，所以为治也”；在卷79中他说“政之大本，在于刑赏。刑赏不明，政何以成”；在卷172中他说“赏有功，诛有罪，此人君之任也”；在卷194中他还说“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尧舜不能为治，况他人乎”。

司马光的一生，无论是为官还是做人，他都严以律己，脚踏实地，廉洁奉公，光明正直。他和王安石在政治上的是非功过虽有争议，但其丰富的人才思想却值得我们批判地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