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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养取任 精察审用——一代改革家王安石论人才
​北宋政治家、改革家王安石,一生两度入朝为相。为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确保大宋朝廷“承无穷之绪”,他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在神宗的支持下,发起并主持著名的熙丰变法(又称“王安石变法”)。
教养取任 精察审用——一代改革家王安石论人才
来源:开封网-汴梁晚报 作者:凌寒 发布时间:2021-04-19 07:48:51

北宋政治家、改革家王安石,一生两度入朝为相。为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确保大宋朝廷“承无穷之绪”,他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在神宗的支持下,发起并主持著名的熙丰变法(又称“王安石变法”)。虽然这场变法的得失成败给历史留下了巨大争议,但在人才问题上,这位政治家写有大量文章,留下了丰富的人才思想。

有贤而用国之福也

在《兴贤》一文中,王安石论述用贤的重要性:“国以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己而衰,此二者必然之势,古今之通义,流俗所共知耳。何治安之世有之而能兴,昏乱之世虽有之亦不兴?盖用之与不用之谓矣。有贤而用,国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犹无有也。”

王安石认为,任贤与弃贤,从而导致国家兴衰,这是规律,古今皆然,庸人都知道。治世有贤人而国家兴盛,乱世也有贤人,国家为何不能兴盛?关键就在于对贤人用与不用。用贤是国家之福,有贤而不用,就跟没有贤人一样。

回到现实中,王安石说:“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今之士民亦古之士民。古虽扰攘之际,犹有贤能若是之众,况今太宁,岂曰无之?在君上用之而已。博询众庶,则才能者进矣;不有忌讳,则谠直之路开矣;不迩小人,则谗谀者自远矣;不拘文牵俗,则守职者辨治矣;不责人以细过,则能吏之志得以尽其效矣。”

王安石认为,古代即使是纷扰混乱时期,也还有许多贤人,何况现在天下太平,怎么能说没有贤人呢?只要君主广泛征求众人意见,许可臣下上言时没有忌讳,不亲近小人,不束缚于繁文陋俗之中,不计较轻微过失,那么有能力的官吏就能够有志向为国家效力。

陶冶之道教养取任 

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作有一篇系统阐述其变法主张的万言书《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他认为,“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不可胜数”“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真正的人才不足,无才庸官、贪婪卑鄙之人充斥,他们对内不忧虑社稷,对外不能让敌人畏惧,结果导致天下财力匮乏,风俗一天天衰败,天下有志之士都为之忧虑,常常担心不能久安。 

面对北宋朝廷面临的严峻现实,王安石大声疾呼:“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诚能使天下之才众多,然后在位之才可以择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后稍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甚易也。”他抓住问题的关键,把大量造就和正确使用人才作为变法改革、兴利除弊的前提,认为要变风俗、立法度,必须大力解决好人才问题,表现了一位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人才从何而来?王安石认为在于陶冶。陶冶之道如何?在于教之、养之、取之、任之,这就是他提出的人才培养模式。他说,所谓教之之道,就是学校要培养人才,而且要学以致用,“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这是他培养经世致用人才思想的重要体现。所谓养之之道,就是“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也即用厚禄以养廉,用礼义去约束,用法律去制裁。所谓取之之道,就是从乡里、学校开始,“使众人推其所谓贤能,书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诚贤能也,然后随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谓任之之道,就是根据“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并且要“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绩之法”,通过长久任职、考核政绩的办法,使“智能才力之士则得尽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终、其功之不就也”。 

总之,王安石认为,通过教之、养之、取之、任之,君主与臣下尽心尽力,精诚合作,“天下国家之事,无所欲为而不得也”。 

业专而修  一心治道 

人才如何选用?标准是什么?对此王安石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取材》一文中,他以工匠做工首先要打磨好工具、挑选好合适的材料为例说:“圣人之于国也,必先遴柬其贤能,练核其名实,然后任使,逸而事以济矣。”为君者治理国家,必须先遴选贤能,精心考查其声誉和实际能力,然后再委用他,事情就办成了。 

如何做到这一点?王安石接着说:“必欲得人称职,不失士,不谬举,宜如汉左雄所议,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为得矣。”如果一定要得到称职人才,不失去贤士,不妄加举荐,那就应该像汉代左雄所说,对诸生考查学术传承,对文吏考查奏章写作。问题的关键来了。 

左雄是东汉官员,官至司隶校尉、尚书,清正廉明、刚正不阿。他在任内实行考试选官制度,录用了不少人才。王安石十分推崇左雄选拔人才的标准和方法,认为国家真正需要的人才,不仅要擅长文辞句读,更要通晓古今礼制政教,具备理政才识。所以他对当时策试进士仅崇尚文辞华美、策试明经仅以背诵对答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这都是小聪明的人、愚昧鄙陋的人所擅长的事。 

所以,针对科举埋没人才的弊端,王安石提出,策试进士,要考问国家大计什么最要紧、治理民众何事最紧急、政令教化如何畅通、安定边疆的计策怎么制定等;策试明经,要让他们阐述礼乐制度如何增删、天地变化究竟如何、礼器制度哪些应该传承,并依据经书中的义理进行答辩,而不能单单以会背诵、会传抄作为衡量才能的标准。这样士子们就不再“习无用之言,则业专而修矣,一心治道,则习贯而入矣”。 

总之,为了给国家选拔出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王安石看到了当时科举考试的弊端,围绕取才标准问题,主张对科举进行改革。 

精察审用  当其所能 

王安石的《材论》更是一篇反映其人才思想的代表作。文章开篇他就提出:“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众,患上之人不欲其众;不患士之不欲为,患上之人不使其为也。夫材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人才是国家栋梁,其得失关系到国家的存亡荣辱。 

那么在上位的人却不想使人才众多、不想让人才有所作为,原因何在?王安石说是受了三个蒙蔽造成的。其一是“以吾之位,可以去辱绝危,终身无天下之患,材之得失无补于治乱之数,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于败乱危辱”;其二是“以谓吾之爵禄贵富,足以诱天下之士,荣辱忧戚在我,吾可以坐骄天下之士,而其将无不趋我者,则亦卒入于败乱危辱而已”;其三是“不求所以养育取用之道,而諰諰然以为天下实无材,则亦卒入于败乱危辱而已”。认为自己身处高位就能够远离屈辱,杜绝危险,终身没有天下大患,人才得失对治乱没有什么帮助;认为自己的俸禄富贵足以吸引天下之士,荣辱忧乐在我,我可以傲视天下之士,他们没有不依附我的;不追求培养和选用人才的方法,而是忧心忡忡地认为天下实在没有人才。王安石说这三种蒙蔽其危害是一样的。 

人才不同于一般人的地方在哪里?王安石说,人才之所以是人才,就在于他们“遇事而事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而国安利”。如果上层“不能精察之,审用之,则虽抱皋、夔、稷、契之智,且不能自异于众,况其下者乎”。鉴于此他说,良马、劣马混在马棚里看不出优劣,让它们拉车赶路就能区别出来。古代的君王就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并不认为天下没有人才,而是要尽一切办法去寻求、使用人才,而使用人才的方法就在于“当其所能”“铢量其能而审处之,使大者、小者、长者、短者、强者、弱者无不适其任者焉”。 

文章结尾,王安石以六国合纵而辩论、游说人才出现,刘邦、项羽争雄而出谋献策、勇敢善战的人才涌现等为例得出结论:“天下之广,人物之众,而曰果无材可用者,吾不信也。” 

王安石的人才思想不仅限于上述文章,在《上时政疏》中他说:“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非众建贤才不足以保守。苟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则不能询考贤才,讲求法度。贤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岁月,则幸或可以无他。旷日持久,则未尝不终于大乱。”在《乞改科条制札子》中他还说:“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故道德一于上,而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自先王之泽竭,教养之法无所本,士虽有美才,而无学校师友以成就之,此议者之所患也。” 

总之,高度重视人才问题是王安石思想的一大显著特色。作为封建时代的政治家,他的人才思想不仅十分丰富,而且在论述人才问题时,他总是将之上升到国家兴衰存亡的高度,因此他的人才思想十分宝贵,对今天人才培养和管理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刘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