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是东汉开国皇帝，定都洛阳，死后也葬在洛阳，陵墓在我的老家孟津县的铁谢村。在我的老家，汉光武帝陵这个名字并不响亮，而响亮得人人都知道的名字是“刘秀坟”，在我很小的时候，老人们就经常给我讲“刘秀坟”的故事。大家知道，坟是一般人墓地的称谓，帝王陵墓称为坟，在历代帝王中应该没有第二个，这个俗称应该与刘秀的薄葬有关。

大家知道，自战国、秦汉以来，厚葬之风盛行，以致造成一般平民百姓为行厚葬之礼，搞得倾家荡产，成为当时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思想家王符在《潜夫论·浮侈篇》中写道：“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镂、玉匣、檽梓、梗、楠。多埋珍宝、偶人、车马，起造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这些都是汉代厚葬之风的一种证明。史书记载，汉武帝茂陵多藏金钱财物，有鸟、兽、鱼、鳖、牛、马、虎、豹七禽，凡百九十物，相传墓中还有外国赠送的玉箱、玉杖以及他生前阅读的杂经30余卷。河北满城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的墓中，出土了4200多件随葬品。在帝王厚葬之风影响下，一般达官显贵也互相仿效，相沿成习。长沙马王堆汉墓一号墓的墓主是一个封邑仅700户的列侯夫人，随葬品也数以千计。 

刘秀一生勤勉清廉，人品高洁，是历史上少有的圣明君主。无论是在政务方面还是生活方面，刘秀总是处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不仅为政清廉，而且在生活享用上，更是节俭有加。为此，他一方面大力提倡移风易俗，下诏推行薄葬，一方面身体力行，作出表率。据《后汉书》记载，建武七年（公元31年）正月，他下达诏令要求，世俗不应“以厚葬为德，薄葬为鄙”“至于富者奢僭，贫者单财”，虽然“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让”，然而应当“仑卒乃知其咎”，就是说，要及时加以社会谴责，并号令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要认识并实行“薄葬送终之义”。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刘秀开始为自己准备后事，筹备建造“寿陵”。负责施工的朝廷大员窦融为了表忠心，“上言园陵广袤，无虑所用”，打算把寿陵建造得规模宏大，富丽堂皇，但刘秀按照薄葬的要求诏令一切从简。刘秀则回答说，“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陵内只置放“陶人瓦器，木车茅马”即可。明确用地不超二三顷，不隆土为陵，只要能让雨水排出就行了，不要用金、银、铜、锡等贵重物品豪华陪葬。中元二年（公元57年），刘秀病逝，并留下遗诏，仍念念不忘“务从约简”。遗诏说：“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简约。刺史、二千石长吏皆无离成廊、无谴吏及因邮奏。”要求各州郡刺史、二千石长官，都无需进京奔丧，也不必派员或通过驿站致哀。 

从以上记载来看，刘秀的原陵在营造之初并不大，没有豪华的陪葬，也无任何奢华的建筑，可能只是一个比一般老百姓稍大一点的坟堆而已，这也许就是老家人们口中刘秀坟的由来。因为陪葬品多是些瓦罐之类的器物，据说刘秀墓从未被盗过。至于后来，刘秀的儿子汉明帝终究逃不出传统和后代的孝顺，在原陵上大兴土木，将原陵建造得奢华无比，这明显违背了刘秀的意愿，陵园中郁郁葱葱的柏树，据考证不是东汉年代的，是隋唐时期栽植的。 

关于刘秀陵墓没有选在邙山，而选在黄河边，我的家乡还流传着一个有趣的传说。说刘秀的儿子从不听话，命他向东他偏往西，叫他打狗他却撵鸡。刘秀生前早就看好了北邙是块风水宝地，临死前，寻思着儿子一辈子都不听爹的话，可千万不要等我死了不葬我到北邙，而把我扔到黄河里。就把儿子叫过来，来了个正话反说，我死后，你要是孝顺，就不要把我埋在邙山上，你要让黄河向北滚三滚，把我埋到河心里。儿子却想，自己一辈子不听爹的话，爹死了，一定要遵照爹的遗嘱办。结果，刘秀死后，儿子就征集天下能工巧匠，打造龙舟灵枢。入殓后，便把灵枢抛入滚滚黄河之中。说来也怪，此时河水突然咆哮着向北滚去，灵柩落处瞬间成为一片平地，并有个陵丘拔地而起。虽然这样的故事听起来很荒唐，但至今也没有听到过“刘秀坟”之所以不在邙山上而在黄河边可信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