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知道司马迁是一个史学家，我读了他的《史记·货殖列传》后发现，司马迁对经济学也很有研究，他的经济思想现在看来仍有借鉴意义。

《史记·货殖列传》是专门记叙从事“货殖”活动杰出人物的传记。“货殖”是指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的商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在这篇文章中有充分的体现。

一是阐明了“货殖”生利的合理性。西方经济学认为，欲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而司马迁早就提出了欲望动力说，认为“欲利”是商业产生、发展的根本动因。司马迁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人们在欲望的驱使下去追逐利益，是一条永恒的规律，并说出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经典名句。这句话分析透彻，精辟形象，数千年来被无数人引用。

二是肯定了商业和商人的重要性。司马迁肯定经商致富的正当性，指出：“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商人的经营活动不妨碍国计民生，有益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司马迁认为，商业如同农业、工业一样，是国民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经济部门，农、工、商、虞四业皆为百姓“衣食之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司马迁高度赞美富商大贾，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给那些“无秩禄之俸、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的富商大贾起了“素封之家”的雅号，把当时社会地位低下的商人与皇家的贵族“封君”相媲美。应该说，在司马迁所处的封建时代，如此赞美商人的求利活动，实在是难能可贵。

三是分析了货币的起源及货币的作用。关于货币产生的时间，司马迁说：“（货币）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上）矣，靡得而记云。”高辛氏即帝喾，相传是尧的父亲，司马迁独创性地把货币产生的时间大大提前了。他认为虞夏时期已经有了金、银、铜币：“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称金（黄）、银（白）、铜（赤）为金三品，始于司马迁，这种说法一直流传至近代。关于货币的作用，司马迁虽然没有集中论述，但在文章中多有表露。如“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等，将货币看成财富的象征。而“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中货币则具有价值尺度的作用。

四是重视市场的作用。由于社会分工，使人们只能生产较为单一的生活资料，这就与生活需求的多样性发生了矛盾。如何解决？司马迁认为，必须通过市场，“商而通之”，以市场为桥梁，将生产、消费连接为一体。在消费方面，“农”生产的粮食，“虞”开发的山泽资源，“工”制成的生产、生活用具进入市场，各种物品应有尽有，人们在琳琅满目的市场上可以随意挑选自己所需的商品。而在生产方面，销售者可以将市场中销售和需求情况，反馈回生产部门，使农虞工在消费需求刺激下，积极调整资金投向和生产资源、劳力资源的配给，生产适销对路的商品，从而保障了产销两旺，“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五是宏观经济中主张自由放任。根据当时的民风、民俗，司马迁提出了要顺乎自然，不予干预，按自然经济规律办事的观点，主张在宏观经济中实行自由放任的思想，并从三方面作出了很有说服力的回答。首先，因为百姓已经“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当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认为这是一种“俗之渐民久矣”的本能习惯。既然国家对民众的强行干预没有什么用处，还不如就势采取“善者因之”的做法，即顺应百姓的这种物质需求才是最上策。其次，既然东、西、南、北、中各处的商品、特产等物质皆人民所喜好，自然就会“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难道还要靠国家发号施令，强行征召这样做才成吗？最后，人的本质是一样的，各有满足自己的欲望，自然会各扬所长，以为互补，并制约经济活动畸形现象的产生，从而使各行各业健康地发展下去，根本用不着人为的指令和号召。 

司马迁关于在宏观经济中实行宽松自由的思想，放在现在仍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读完《史记·货殖列传》，感到司马迁确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