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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一代文豪论人才
​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21岁的苏轼参加科考,进士及第;嘉祐六年(1061年),他参加级别最高的制科考试,成绩为第三等第一名(第一、第二等为虚设),时称“百年第一”。在这期间的几年里,这位青年才俊洋洋洒洒写下《进策》《进论》各25篇。
苏轼:一代文豪论人才
来源:开封网-汴梁晚报 作者:凌寒 发布时间:2021-03-29 08:15:16

北宋嘉二年(1057年),21岁的苏轼参加科考,进士及第;嘉六年(1061年),他参加级别最高的制科考试,成绩为第三等第一名(第一、第二等为虚设),时称“百年第一”。在这期间的几年里,这位青年才俊洋洋洒洒写下《进策》《进论》各25篇。他的人才思想多集中在这些文章特别是《进论》中。这里不妨通过其中的几篇来看看他在人才问题上的真知灼见。

忍小忿 就大谋

张良(字子房)是一位杰出的谋臣,西汉开国功臣,高祖刘邦曾对他作出“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的高度评价。 

读苏轼的《留侯论》(张良因功被册封为留侯)不难发现,张良之所以能辅佐刘邦赢得楚汉战争,平定天下,这与他“能有所忍”关系极大。 

《留侯论》开篇就提出:“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苏轼认为,普通人一旦受辱就拔剑挺身搏斗,这算不上勇敢。堪称大勇的人,突遇意外而不惊,无故受辱而不怒,因为他有远大抱负与志向。 

那么张良是不是大勇之人?苏轼接着以著名的张良“圯上受书”故事回答了这个问题。 

张良出身贵族世家,韩国被灭、自身显赫地位丧失,他心存家国之恨,曾因锤杀秦始皇事败而逃。对此苏轼认为,这时的秦国“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而张良却“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这是盗贼所做的事,而“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因为死于盗贼不值得。张良具有盖世之才,却不作伊尹、姜太公那样的打算,只知道用刺客手段去做事,所以那位圯上老人(据说是黄石公)深感痛惜。老人的用意并不在那部兵书上,他故意傲慢无礼一再侮辱张良,就是为了使张良能有所忍,然后以成大事,因为老人“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所以“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 

文章最后,苏轼通过刘邦与项羽的成败对比,阐明张良对刘邦的作用:“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 

常言道,小不忍,乱大谋。欲成大事的人,怎能缺少“能忍”的过人之节?苏轼的文章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

能忍待 善处穷

贾谊(世称贾生)是西汉文帝时期的优秀政论家,21岁被征召委以博士(官职名),不到一年又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他锋芒毕露,多次上疏文帝全面改革汉初沿袭的秦朝旧制,文帝因此还想提拔他担任公卿。 

坏事了。文帝的想法遭到了朝廷重臣的强烈反对,他们进言说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贾谊因之被文帝疏远,后被贬往长沙做了太傅(虚职)。过湘江时他触景伤怀,写下《吊屈原赋》感伤自己的遭遇。几年后他奉诏入京,也曾与文帝深谈,后担任文帝之子梁怀王的太傅。他人在梁国心系长安,仍积极为朝廷建言献策,然而33岁时他死了。 

贾谊受到排挤,英年早逝,这没有异议。前人论及贾谊,大多为之惋惜而斥文帝误才。但苏轼又是如何看待贾谊的呢? 

在《贾谊论》中苏轼开篇就提出:“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人有才能不难,难的是使自己的才能得到运用。贾谊虽有王佐之才,却未能施展自己的才干,可惜啊! 

为什么说贾谊可惜?苏轼接着论述说:“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君子要想实现远大志向,一定要有所等待;要想成就宏大事业,一定要有所忍耐。古代贤人都具备成就功业的才能,但最后却不能发挥其万分之一,这未必都是当时君主的过错,有的是自己造成的。 

苏轼接着说,我考察贾谊的言论,如果照他说的去治理国家,即使夏商周三代也不能超过。接着用孔子周游列国希望得行其道、孟子不忍弃君而至爱其身的例子,说贾谊“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意思是说不是文帝不能用他,是他不能让文帝重用自己。贾谊不过一介后生,想让文帝在朝夕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这也太难了。如果他上得皇帝信任,下得大臣支持,与他们结为深交,使皇帝不猜疑、大臣不忌恨,那么按照他的主张去治理国家,“不过十年,可以得志”。而他遇到挫折就忧郁愁闷、哭哭啼啼,最终早逝,这是“不善处穷”的结果。所以苏轼给贾谊的结论是:“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 

苏轼对贾谊的性格及其人生悲剧进行了分析,从而提醒我们:作为人才,纵有一身才气,也要从自身做起,善于等待、忍耐、处穷。如果气量太小、见识不足、求成心切,才能又有何用?

犯大难 成大功

晁错是西汉文帝、景帝时期的政治家,文帝时被推举为贤良,官至御史大夫。他能言善辩,善于分析问题,其政论文章立论深刻、逻辑严密、说服力强,深得二帝赏识。其在经济、国防上的一系列主张为“文景之治”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是晁错却是个悲剧人物。 

西汉立国后,在地方上实行郡县与分封并行的体制,先后分封了诸多异姓、同姓诸侯王,这无疑给国家的稳定统一埋下了隐患。景帝即位后,晁错上疏《削藩策》,建议剥夺诸侯王特权,巩固中央集权。景帝听从了他的建议,结果导致诸侯举兵反叛,这就是“吴楚七国之乱”。关键时刻晁错建议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大臣们上书弹劾,景帝批准,腰斩晁错。为国深谋远虑的他,最后落得个如此下场。 

苏轼如何看待晁错?他在《晁错论》中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此时,“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苏轼认为,当国家面临不测之忧时,只有仁人君子、豪杰之士能挺身而出,为天下安定冒最大风险,成伟大功业。 

遗憾的是,“尽忠为汉”的晁错却不是这样的人。他建议削藩,引发动乱后,他“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择其至安,而遗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事出来了,晁错不能豁出性命站到危难前头,却为了保全自己让皇帝亲自率军迎战,自己则留守京城,作最安全的选择,把最危险的任务给了皇帝,这正是忠臣义士愤怨不平的缘故。所以苏轼最后说,这是晁错自取其祸。 

接着苏轼阐发议论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要做一个立大事的人,不仅要有超越当世的才能,而且一定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要求得不平凡的功业,就不要寻求保全自己的办法。 

读此文,忽然想到了一个词:担当。试想,缺少了担当精神,还是人才吗?

立大节 狭天下

伊尹是杰出政治家,商朝开国元勋。他曾辅助商汤打败夏桀,商朝立国后为相,辅佐五代商王,为商朝的建立和强盛立下了汗马功劳。荀子说他是和姜太公一样的圣臣。 

对于这样一位圣臣,苏轼是如何看的呢?在《伊尹论》中,苏轼开门见山亮出自己的观点:“办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节者也。立天下之大节者,狭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动其心,则天下之大节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办者矣。”做大事的人要具备大节,立了大节就会把天下看得十分狭小。天下之大不足以令他动心,那么天下大节就不够他树立的,天下大事也有不够他做的。 

那么伊尹是不是具备大节的人呢?苏轼引用孟子的话说:“伊尹耕于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义也,虽禄之天下,弗受也。”伊尹在有莘国郊外耕作,倘若不合乎道义,就是拿整个天下作他的俸禄,他也不会接受。正是因为“天下不能动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临大事而不乱”,所以苏轼认为:“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为异而已。”古时的君子一定有超出世人的品行,并不是无原则地求取,以显得与众不同罢了。 

回到众人层面,苏轼说,天下男男女女,“皆知洁廉忠信之为美也,使其果洁廉而忠信,则其智虑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争者,止于箪食豆羹,而箪食豆羹足以动其心,则宜其智虑之不出乎此也”。天下的普通人都知道廉洁忠信是美好的,他们果真廉洁忠信,那么他们的智慧、思虑未必不如王公大人。只是由于他们争夺的不过是一筐饭、一盘羹,而一筐饭、一盘羹就能打动他们的心,那么他们的智慧、思虑也不会超出这个水平。所以苏轼说:“不取者愈大,则其所办者愈远矣。” 

伊尹出身于奴隶,后来成为帝王之师、辅国之相。苏轼的文章告诉我们,一个人要成为做大事的人才,必须立大节、狭天下。否则,贪图蝇头小利,斤斤计较得失,想成为人才,难矣。

责任编辑:刘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