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网上看到一篇纪念陈寅恪先生130周年诞辰的文章，文中有几处称先生为“瞎子”，让人难以接受。作为礼仪之邦，此称谓的确不恭，更何况这与事实不符。 

陈寅恪是我最亲近的老师。当年，我考入中山大学时，就被系领导指定为班常务（即班长），这使我成为与老师接触最多的人。1953年，陈寅恪老师教我们班中古史。他是一位不计名利和地位的人。当年，他被称为“清华四大国学导师”之一，又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他却毅然回到中山大学教书。他虽然视力极差，但白天他生活完全可以自理。他家离上课的马岗堂教室不足200米，但他却要走近半个小时。有时，我到教室门口接他，他却坚持要自己走上讲台。虽然眼疾给他带来诸多不便，但他并不“瞎”。有这样的大师作老师，我感到三生有幸。 

陈寅恪老师虽然身体欠佳，但在教学上却非常严谨，一丝不苟。虽然按部就班地上课，但他讲课的内容却与众不同——“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也不讲”。他的课饶有风趣，简直是把历史讲活了。他的课深受同学们的喜爱。 

陈寅恪老师的教学还有一项更特殊的要求，那就是每两周召开一次课外的历史讨论会，以便他能够更准确地掌握教学的实际效果。他要求会前每位同学都写发言提纲。会后，由我将同学们的发言提纲和会议记录都交给陈老师。陈老师对曾文斌（外号“曾夫子”）的发言很感兴趣，因他有些观点往往与陈老师讲课的观点相左。我心中十分忐忑，一再解释小青年年轻气盛，难免说些过头的话，希望老师谅解。不料陈老师不仅没有批评曾文斌，反而鼓励他说：“我带的学生都要有自由思想，有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在陈老师的激励和帮助下，曾文斌脱颖而出。之后，他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目发表了几篇文章，在文学界崭露头角。这不能不归功于心明眼亮的伯乐——陈寅恪老师。从这件事我们可以感受到陈老师的人格魅力和温度。 

俗话说：“严师出高徒。”当年，陈老师已是桃李满天下，最知名的莫过于国学大师季羡林和历史学家刘节。 

2003年6月16日，陈寅恪夫妇的墓重建于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墓碑上是当代艺术家黄永玉的手书：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