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实地说，我对于牛虻是陌生的，不像见惯了的蝈蝈、知了、蜻蜓，甚至不知道它长什么样。

具体说应该是没有近距离地观察过牛虻，只是学生时代和当兵期间，目睹过放学路上以及军营之外乡间牛棚、树下和地头的老牛不停地甩尾巴驱赶小虫子的情景，当时并不知道那些个虫子叫什么名字，只是大概知道它是貌似苍蝇叮咬、吮吸人兽的血液或骚扰牲畜的一种害虫。

真正熟悉牛虻，是与其同名的一部翻译著作《牛虻》，作者是爱尔兰女作家艾捷尔·丽莲·伏尼契。而“顺藤摸瓜”找到这部书的引导者，则是自传体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书中，正是保尔最初的恋人冬妮娅赠送的《牛虻》启迪了他，参加革命后的保尔，时常手拿一本《牛虻》给工人们朗读，牛虻的个人牺牲精神以及他的悲剧性格，深深地震撼并影响着保尔的人生。

这两本书当年我都反复读过并且热爱着，包括后来前苏联拍摄的同名电影《牛虻》。毫无疑问，16岁投笔从戎的我也同样深受书中的亚瑟和保尔的影响和激励，理所当然，亚瑟和琼玛以及保尔和冬妮娅的火热爱情也是点燃我懵懂爱情观的新鲜火种。 

半个世纪过去，年逾七旬的我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不像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前苏联的热销，艾捷尔·丽莲·伏尼契的《牛虻》，自1897年英国出版后，竟然在本国一直默默无闻，直至半个世纪后被译成中文，先后共发行100多万册。造成这种比较文学中罕见事例的原因之一，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多数热血青年普遍所持的文学观念和思想倾向，那时的我们十分热衷于阅读中外革命志士传奇式的故事，感叹那种宁死不屈、为国捐躯的英烈形象。譬如长篇小说《红岩》的前身《在烈火中永生》，一问世就在大、中学校被广泛传阅。我上初二的那年夏天，政治老师在学校大礼堂作读书报告会，师生群情激昂的场面至今记忆犹新，这颇有些像《哈利·波特》在青少年读者中形成的热潮。 

“牛虻”这一词汇，较早见于古希腊神话，天后赫拉嫉妒丈夫宙斯爱上了少女安娥，于是施展阴谋放出牛虻，日夜追逐已化为牛的安娥，使其几乎疯狂。希腊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也曾把自己比喻为牛虻，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针砭时弊，为此而死也在所不惜。 

伏尼契笔下蒙太尼里神父的私生子、英俊少年亚瑟，当以“牛虻”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时，已经成为一个饱经忧患、意志坚毅、机智勇敢的革命者。这让我联想到以色列评论家爱德华·萨义德为知识分子的定义“拥有自由精神的‘终身牛虻’”。 

读到刑场上牛虻从容不迫、慷慨就义的情节，我热泪盈眶，心潮起伏。清楚地记得，当年我在日记本里，抄下牛虻在狱中给琼玛的信里写下的他们儿时共同喜欢的一首牛虻的诗： 

不管我活着， 

还是我死去。 

我都是一只牛虻， 

快乐地飞来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