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一表 君臣同心

君主为大臣的著作作序，自古十分罕见，《通鉴》还没有完成神宗就为之作序更为难得。神宗在序文中首先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诗》《书》《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于后世者也”，接着他赞扬司马迁作《史记》“是非不谬于圣人，褒贬出于至当”，为“良史之材”。

随后，神宗在叙述了先父英宗与司马光一起商量编著《通鉴》的过程后，对《通鉴》这样评价：“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神宗说，《通鉴》记载明君良臣切磋治国之道，其中议论的精辟语句，道德与刑罚的良善制度，天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各种凶吉善恶现象的根源，赏罚盛衰的根本原因，规划措施的利害效果，优秀将领的方针谋略，廉谨官吏的施政方案，以邪正为标准进行判断，从治理与怠慢中抓住要领，言辞博深厚实的文体，规戒劝谏深刻的含义，确实完备了。一连12个排比句，道出了这位君王对《通鉴》的高度认可。

序文最后说：“《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

《通鉴》成书后，司马光作《进〈资治通鉴〉表》呈神宗。《进〈资治通鉴〉表》中，这位老臣先在几句自谦之后交代自己对历史的喜爱：“臣性识愚鲁，学术荒疏，凡百事为，皆出人下。独于前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接着回顾编修《通鉴》之初衷和一人之力的困难：“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 ，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私家力薄，无由可成。”

《进〈资治通鉴〉表》接着交代自英宗开始到书成经过，《通鉴》的起讫年代、卷数以及对英宗、神宗的感激，其中在洛阳15年编修的辛苦和认真尤其感人。在这里，司马光“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擿幽隐，校计豪厘”。可见司马光为《通鉴》投入了巨大精力，所以他问心无愧地说：“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

《通鉴》一书的完成把“臣之精力，尽于此书”的司马光累成了啥样？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告诉了我们：“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而忘。”这番话绝对不是司马光通过自我标榜来邀功请赏，这位一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的史学家，绝对不会这样做。书成不到两年，司马光积劳而逝。

四位助手 功不可没

说到《通鉴》，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司马光，这很正常，因为他毕竟是《通鉴》的主编，就像一部电影的主演。但是，“一个好汉三个帮”，司马光最终完成《通鉴》这部大书，如前所述，离不开他挑选的刘恕、刘攽、范祖禹、司马康四位助手的鼎力相助，其中刘恕、刘攽、范祖禹三人具有史学才干。

先说刘恕。刘恕(1032～1078），字道原，江西筠州人，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进士，科考成绩名列前茅，在儒家经典考试中两次名列第一，一时轰动开封。司马光也正是在这时结识了刘恕。刘恕记忆力惊人，博学多识，熟读经书，最爱史学，这令司马光非常赏识。他对英宗说：“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唯刘恕耳。”所以，治平三年（1066年）书局成立后，司马光首先推荐了刘恕。《通鉴》全书的编纂体例就是司马光和刘恕共同商定的。在《通鉴》编修过程中，刘恕主要承担了魏晋南北朝至隋朝部分的起草，并且司马光“遇史事纷错难治者，辄以诿恕。恕于魏晋以后事，考证差缪，最为精详”。

再说刘攽。刘攽（1023～1089），字贡父，江西新喻人，出身诗书世家，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进士，才学为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所赏识。刘攽治学严谨、学问渊博，史学造诣尤为深邃。东汉史学家班固的《汉书》，文字艰深，十分难懂，刘攽与兄长刘敞（二人为同年进士）、侄子刘奉世（也是进士）合作，著《汉书标注》，时称“三刘《汉书》之学”。刘攽又独立完成有《东汉刊误》一书，也即《后汉书》的校正本。由于擅长汉史，所以治平三年（1066年）刘攽进入书局后主要负责《通鉴》汉史部分的起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刘攽被贬往泰州，于熙宁四年（1071年）离开书局。

三说范祖禹。范祖禹（1041～1098），字淳甫，四川华阳人，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进士，才华得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赏识。熙宁三年（1070年），范祖禹进入书局，参加《通鉴》的编修，“分职唐史，得以考其兴废治乱”，承担唐代部分的起草。司马光称赞他智识明敏、性行温良、好学能文、操守坚正，是一位君子般的人物。书局迁至洛阳后，范祖禹在这里的15年中，全身心地投入《通鉴》的编修工作中，直到书成，所以他是上述三位助手中在书局时间最长、承担任务最多的一位。

四说司马康。司马康（1050～1090），字公休，司马光长兄司马旦之子、司马光继子，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进士。熙宁六年（1073年），司马康进入书局，任务是“检阅文字”，也就是负责《通鉴》书稿的校对工作。

除上述四位助手外，《通鉴》一书的完成还得益于北宋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刘羲叟（1018～1060）的帮助。史书编年，头等大事是先要辨定年月，否则所载史事就可能成为一团乱麻。刘羲叟编制有《长历》一书，是一部从战国到五代的万年历，书中他把每一年的节气、星象、朔闰等逐一排定，这为司马光编写《历年图》考定年月日、保证历史记载准确可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然也为《通鉴》的编修作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刘羲叟的功劳不在其他助手之下。

皇皇巨著 险遭毁版

《通鉴》的故事还没有叙完。如前所述，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通鉴》的第一个版本刊行，但是这个版本（元祐本）久已失传。

元祐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此前8年为祖母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亲政后，对高氏十分恼火的哲宗，继承了神宗熙宁、元丰年间所推行的新法，罢黜旧党、起用新党，而司马光恰恰属于反对王安石阵营、被高氏重用的旧党人物，所以当然在哲宗的打击之列。绍圣元年（1094年），哲宗下诏，剥夺司马光的谥、告、赠典以及所赠碑额，磨掉碑文，砸毁碑身，甚至一度欲掘司马光的坟墓，斫棺暴尸。至于后来司马光又被平反，那是后话。

回到正题。政治斗争常常使文化惨遭厄运，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蔡京上台后不久，对旧党又发起新一轮清算。他将司马光等309位大臣列入“元祐奸党”，并将他们的名字勒石立碑，这就是著名的“元祐党人碑”。所有列入碑中的“奸党”人物，其生前作品都要全部严加审核，稍有不合之处就要整部予以销毁。司马光列“元祐党人碑”文臣中宰臣执政官第一名，因此他的著作当是重点打击的对象。

据南宋学者周辉《清波杂志》卷九记载，绍圣四年（1097年），蔡京的弟弟蔡卞，也就是王安石的女婿，提议毁掉《通鉴》雕版（这里笔者只述史实，没有揭谁老底的意思），一位叫陈瓘的太学博士得知此事后，想出了一个妙法。他在策试士子的考题中，特地引用了神宗为《通鉴》所写的序文，“以明神宗有训”。得志后的蔡卞无论怎么嚣张，也不敢再提毁版之事了。就这样，《通鉴》这部皇皇巨著，因有神宗的御制序文而躲过一劫，这是何其庆幸！在此也感谢这位正直机警的陈瓘博士，否则，后人今天能否读到《通鉴》，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2019年是司马光诞辰1000周年，这一年，标点本《通鉴》的修订工程在中华书局启动。

《通鉴》是一部治国理政宝典，它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富、体大思精，因而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这部300多万字的史书，毛泽东主席自1914年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开始研读，直到晚年，一生研读了17遍。在2013年全国组织会议、2014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和2016年庆祝建党95周年大会等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引用《通鉴》。（下）